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
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
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六、“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
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
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八、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
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