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侵入了晋中盆地的太原。刘邦率军迎战，遇到了与之前统一道路上完全不同的对手，汉帝国士兵遭受重创。冒顿单于的骑兵将刘邦围困，匈奴方面据说展现了“精兵四十万骑”的优势兵力。是役的结果，双方罢兵，汉帝国“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约为昆弟以和亲”。之后的若干年里，匈奴继续对汉帝国施加压力，不过最后都浅尝辄止。
白登山之围
相比之下，匈奴向西部拓展的道路则显得颇为顺利。先后夷灭月氏，还“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对此，汉文帝、汉景帝在攻击与和亲之间，继续选择了后者。
而汉武帝明显并不满足于此。他和秦始皇一样，将匈奴视为其北方边境的威胁，决定举兵攻之。汉武帝率先在马邑伏击匈奴，打破了和亲带来的和平。
“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司马迁如是说。汉朝的胜利与匈奴的北遁
汉武帝在亲政第二年（前134）颁布了一道诏书，表达了准备像周成王、康王一样，实现“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的理想。
他有理由这么自信。首先从汉朝建立至武帝即位的七十余年间，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这种物质产品充足的情况被形象地描述为：“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其次，他已经妥善处理了闽越与南越问题。既有经济基础的支持，也有军事动员的经验，武帝准备实践他的理想了。
汉朝的攻势在几次尝试收效不显著后，终于由卫青、霍去病甥舅取得大胜。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十余万人“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得右贤王众男女一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春、夏两度出兵陇西，在祁连山与戈壁阿尔泰山之间，分获“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及“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导致河西走廊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通过这一系列行动，农业帝国展现了巨大的经济一军事优势，而这是缺乏雄厚粮食生产的匈奴所不具备的。对此，匈奴所采取的策略，则是在汉朝的压力下，沿着蒙古高原的南缘向西，朝阿尔泰山的北麓迁移。
在匈奴自东向西迁移进入河套位置后，曾面临两个选项，南下或是向西北迁。单于首先选择南下，结果遭遇了强大阻力，进入贺兰山以东遇阻后，又接着被驱离了贺兰山以西、祁连山以北的牧地。失败加速了匈奴向西北方向，即阿尔泰山北麓、蒙古高原西部迁移的趋势。
单于刚落脚漠北，汉军就尾随而至。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在阿尔泰山北麓与单于展开决战。事实证明，甫迁漠北的匈奴，并不比轻装简行连续多年追击他们的汉军更熟悉地利。霍去病击败了左贤王军，卫青破单于军，单于“西北遁走”。此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在与匈奴的角逐中，汉帝国占据上风，将对手驱离了自己的边界，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这为汉武帝之后的选择敷设了轨迹。另一方面，匈奴北遁，在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汉帝国发动战争的军事成本，用司马迁的话说，则是汉朝“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
站在汉朝的视角，这个阶段性成果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一切才刚刚开始。几次追击匈奴以及张骞归来后的述职报告，反而激发了汉武帝对西域物品的兴趣。汉武帝的兴趣
乌孙位于西天山南麓，“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最先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张骞认为在匈奴压力下自东向西迁移的乌孙“恋故地，又贪汉物”。于是在武帝的许可下，张骞率领三百人的团队以及“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出使西域。张骞带去的丰厚物质产品，收到了乌孙数十匹马的回报。这次交换就像是《穆天子传》的重演。分遣往大夏等国的副使也颇有斩获，“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