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将“文人”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划等号。严格来说，我国的“文人”与“知识分子”间存在较大的不同。
“文人”这一概念诞生之初，便是自商周时期的“士”阶级引申出来的。所谓“士”，就是大夫家中的幕宾、邑宰，比老百姓所属的“庶”这一阶层地位高。西周年间，能成为“士”的皆有贵族血统。东周时期，“士”这一阶层发生了分化，它不再是低级贵族的代称，而成为拥有一技之长的能人的称谓。卫士、兵士、策士、学士皆属“士”这一阶层。我们熟悉的“诸子百家”便属“士”中“学士”这一行列。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相对活跃，所以，学士们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极强，甚至，成为封建史上的绝响。诸子百家的思想，不但影响了秦汉王朝，甚至，一直被统治者奉行至满清帝国的覆灭。细数下来，自诸子百家兴起至民国时代的到来，这段时期都可划为我国的“中世纪”。我国中世纪的持续时间，足比西方世界的中世纪长一倍，约一千年。
那么，我国的文化究竟与西方文化有何异同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文化自始至终都只奉行着一种“人类元精神”，也就是古代圣贤所倡议的仁、义、礼、智、信等围绕着人类本身所发扬的美好品质。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所具备的“人类元精神”不止一种，既有古希腊哲学家所提出的求知精神，又有希伯来先知倡导的信仰精神。
显然，只有这三种“人类元精神”结合在一起，才能称得上是完备的，我国仅拥有一部分，西方文化拥有的则更多。这种差别，使后来的西方文化发展进度赶超了中国。不过，虽说西方的文化发展进程较快，但两种“人类元精神”同样是存在缺憾的，所以，西方亦要经历为期千年的中世纪。
书归正传，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彰显了我国古代思想者相当活跃的文化原创性及自由度。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种原创性和自由度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我国先秦时期为学士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所以，独创的人类元精神得以成为贯穿未来两千年始终的主体精神文化。
我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基本都在不断重复着王朝的分裂、统一，以小农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动。古代的发明家们创造了大量技术发明，然而，这些发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的助力着实有限。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并未否认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但事实摆在这里，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里，对社会、自然两大领域的知识获取量是相当贫乏的，在理论方面更是如此。
先秦时期诞生了让后世王朝争相推崇的儒家思想学派，然而，当中国进入中世纪阶段后，再未出现过与之类似的新兴学派。原有的儒家，在未来的两千年发展里鲜有变动，即便是出现改变，也是围绕着封建统治或贴合社会现状所进行的被动转型。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不过是维护集权统治的思想工具罢了。隋唐以后出现的科举制度，让儒学经典的意味发生了变质。这一时期学习儒学的读书人，他们只是想通过所学的知识应对考试，获取出人头地、跻身官僚阶级的机会罢了。
为何我国古代王朝会出现数量庞大的“腐儒”群体？
孔夫子所倡导的主张被他们挂在嘴边，成了标榜道德的漂亮话。每个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孩子，都要被填鸭式教育灌输儒家经典，背诵那些难以理解的晦涩章句，这种教育模式与鹦鹉学舌又有何区别？这种面对古代文化低眉顺耳的态度，可以说是思想奴性的体现。或许有人会对这一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但古代大多数智者的大智慧都展现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上了，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显然，孔夫子及东周先贤营造的思想自由度，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中世纪中几乎沦丧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