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庶母祔祠，尚未读到朱熹论述的原文。不过，程朱理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程颢确曾指出：“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当祀之私室。”在清代，与施璜差相同时的李御六也指出：“庶母不与嫡母并，妾不敢干其分也。庶母另立一龛，子得以致其情也，一举而公义、私情两得之矣。”这些澄泾辨渭的言论，都反映了徽州士大夫对庶母祔祠一事的强烈关注。
在具体的宗族实践中，庶母入主祠堂，也逐渐成为不少祠堂的惯例。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祠规》中，就记载有康熙年间的“进主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庶母不得入，以子贵受封者入。此严禁也，务世守也”。关于这一点，康熙十五年（1676年）鲍元仪所撰《重整祠规序》更进一步解释道：“庶母不得进者，重嫡也；庶母子贵而得进者，重爵也。”揆诸史实，乾、嘉、道年间，在歙县新馆鲍氏一族，凡是能捐助良田、银两以广祀产，或能读书获取功名者，其庶母皆可以入祠。不过，直到太平天国期间新定的《续议祠规》还指出：“无后者及庶母（指有子者论）之主，未便同列正寝，今另设二座于楼西。”并且指出：“捐资配飨，固所以遂子孙之孝思，亦所以充裕祠内经费。……至庶母捐钱十四千，得列正寝楼西（指有子者论），此咸丰间续议减条也。”从上述的这些记载可见，允许入祠的庶母之主，仍然必须另列于正寝楼西，并不得与嫡母比肩称雄。
当然，在徽州一府六县，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清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人吴翟（？—1736），为雍正二年（1724年）府学岁贡生，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撰成了一部上承古礼而又宜于时俗的著作——《茗洲吴氏家典》。在该书的卷2中，收入有一篇《庶母另列一龛议》，其中引证了施璜、李御六的相关论述，进而指出：
庶母祀于私室，礼也。吾族私室不奉神主，虽庶母亦列祠堂，习俗相沿久矣。然以庶母之主，竟与嫡母雁行，甚且以庶母之氏姓，标于嫡母之椟，嫡庶不辨，名分不严，莫此为甚！
今议：以前庶母之在庙应祧者祧，其存者，别置一龛于西序之末。以后庶母之入庙者，皆登庶母之座，终其子之身，即奉主埋墓侧，不得杂处，以乱祠规。
此处指出，根据程朱理学的礼教，庶母应祀于私室，但在当时茗洲吴氏的家族中，庶母列于祠堂已是由来已久，这些庶母的木主甚至可以与嫡母者分庭抗礼，这自然引发了庶嫡不辨与名分不严的质疑。为此，吴翟主张，应通权达变，将庶母木主存放于祠堂西边的最后一龛内，以期避免习俗与礼制的冲突。
早在十六世纪晚期，著名旅行家谢肇淛曾走访徽州，他在所著《五杂组》中，不仅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著名官僚汪道昆父子二人皆惧内的个案，而且还概述性地指出，在徽州“妒妇比屋可封”。的确，商人妇的地位在黄山白岳之间颇为特别。对此，后来的《歙西竹枝词》这样描述：
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帐，人情人面做虚花。
所谓女掌男权，反映了徽州妇女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此种强势地位，早已使得女祠的登场呼之欲出。而在另一方面，徽州人素有“乌纱帽和红绣鞋”之爱。谢肇淛就曾讲述过徽州人汪宗姬一掷千金狭邪的故事。而在徽州，此种个案屡见不鲜。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著名收藏家冯梦桢前往徽州，曾见到一位玉兰园主人“继臣”，其人“官儋州倅，以五妾往，家中尚留数姬”；而在歙县西溪南，富商吴天行姬妾成群，竟有“百妾主人”之名号。由此看来，“侧室妇专祠”最早出现于溪南，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明代老屋阁（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
关于“女祠”的出现，此前也有学者曾经涉及，甚至有人将之提升到“妇女解放”、“文明进步”的高度，其实这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在我看来，如果说“女祠”反映了商人妇在徽州的强势地位，那么，从本质上看，“庶母祠”之出现，则实际上是徽商夸奢斗富的一种表征。
责任编辑：于淑娟
对于庶母祭祀的处理，在徽州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前引《潭渡女祠记》提及：“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可见，早在乾隆时代，歙西平原一带就已出现了专祀侧室的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