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自十六世纪前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之后，徽州的祠堂大批涌现。在传统中国，祠堂是一种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纪念性建筑，但在徽州，却出现了一些专祀女性神主的“女祠”。其中，以祭祀先辈姬妾的“庶母祠”更是异乎寻常。根据当地的说法，庶母祠是一种与正祠（亦即俗称的“男祠”）相对应的女祠。女祠与男祠是相对而言，没有女祠也就没有男祠的称呼。女祠尤其是庶母祠的出现，既是黄山白岳这一商贾之乡妇女社会角色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折射出金钱对于清代祭祀礼仪的强烈渗透。
从前安徽有一句俗谚，叫：“穷不过凤阳，富不过歙县。”自明初以来，凤阳人打着花鼓外出逃荒，一向是传统时代中国农村破产的象征之一；而稍后在江南各地夸奢斗富的巨腹商贾，则有相当不少就出自徽州歙县。在安徽，以长江一线为地理分界，南北人文景观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异。
徽州三绝
迄至今日，在畴昔徽州府首县——歙县境内仍然是牌坊林立，以致此处素有“牌坊城”之别称。在当地，遍地的牌坊与残存的祠堂及徽派民居一起，被世人称为“徽州三绝”。如今，粉墙黛瓦的古民居，成为极具特色的皖南建筑之代表。而在街衢巷陌之间，精美的牌坊随处可见，而且造型各异，甚至花样翻新。例如，“八角牌楼学士坊，额题字爱董其昌”，县城中心的许国牌坊，就以八脚牌坊的样式别具一格。类似的牌坊，还见有歙县北乡的丰口四面坊等。此类的八脚牌坊或四面牌坊，因为国内所罕见而蜚声远近。除此之外，徽州各处祠堂的类型亦纷繁多样，除了全国各地常见的以男姓为中心的祠堂之外，还有众多的“女祠”乃至极具地方特色的“庶母祠”。
一、传世文献中的“女祠”
“祠堂社屋旧人家，竹树亭台水口遮，世阀门楣重变改，遥遥华胄每相夸”——这首新安竹枝词，状摹的是清代前期徽州的村落景观。其中，社屋彰显的是地缘因素，而祠堂则反映了血缘的存在。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此后，黄山白岳之间祠堂林立，“社则有屋，宗则有祠”，亦遂成了徽州村落的常见景观。当时，除了一般祭祀男性祖先的祠堂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祭祀族中女性成员的“女祠”。
据目前所见，最早的徽州女祠记载见于十八世纪。乾隆时期的《歙西竹枝词》曰：
黄潭世泽即潭滨，男女分祠重祀禋。
创置义田归众廨，矜孤恤寡有仁人。
“潭滨”也就是歙县潭渡。从竹枝词的描述来看，当时就已出现了“男女分祠”的现象，也就是既建有男祠，又有女祠之出现。关于这一点，程云鹏《新安女行录》中，保留了一篇颇为罕见的《潭渡女祠记》，可以与上述的《歙西竹枝词》比照而观：
女祠，非制也。古者天子、诸侯、大夫、士各有庙。……庙有门堂、寝室，室有主，有男有女。祭则有专有合，昭穆虽不同位，而祭则一也。
新安祠堂无专祭，与古之祫祭同，而潭渡黄氏复别立女祠，殆有见于男、女异席之故欤……
程云鹏为歙县岩镇樟森塘人，其族人多贸迁扬州，他于乾隆初年完成《新安女行录》一书。其中提及的“祫祭”，指的是上古时代天子或诸侯将远近祖先神主集合在太庙里加以祭祀。从上文分析可见，潭渡另建女祠的原因，其实是源自男女授受不清的观念。在上述文字之后，他接着回顾了历代祭法的变迁，并列举了浦江义门郑氏四代祠堂之“男女东西为昭穆”，主张不如“先祭男主于堂，次献女爵于寝室”。此外，他对于歙县的祭祀礼仪颇有微辞：
嗟乎！吾乡祠祭之故，岂独在女祠哉？……不立祧法，则贩夫牧竖掩著乎上，近且以厚资进者注不祧，资薄者则祧与毁同，将使后世祭者惟多财翁，初不计其人之善否也，人亦安肯立廉隅、矜名节以为不祀之鬼哉？且夫妇人立身矫矫，嗣续徽音，仅与寻常之妇妥侑餴饎，既久而藏诸夹室，可不重思其故欤？……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不以子贵而得跻世庙，亦以抱矫矫之行如古列女而有不祧。呜呼！予所不解，岂独潭渡之女祠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