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这种“孤行独诣 、无所依傍”的创造精神，使他的诗虢思想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二、反奴性的文学情感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但对抒发什么样的情感，人们的认识却是不完全相同的。傅山强调诗歌是诗人至性至情的自然流露。他曾评论好友戴廷拭的《枫林草》说:“其中有佳处， 亦有疵处，俱带冰雪气味。大概深于寄托，情至之语，自能感人。”(《霜红龛集》卷十六《叙枫林一枝》)傅山的评论是非常率直的。戴廷拭的诗尽管“亦有疵处”，却自能感人，正由于是诗人至情的自然流露。傅山进而认为，人的至性至情常能和物的至性至情相感应。他说过这样一件事:“新念白崖山御舟，白鹇哀鸣堕海事，令人痛激。吾常道及，便泪 出也。至情至性，何必在人，禽鸟尚矣。”他又说“域中羽毛鳞介，尺泽层峦，嘉卉朽莽，皆各有性情。以我接彼，情相浃，恒得诸渺莽惝恍 间。”(《杂记三》)诗人的性情与物的性情相融浃，便成好诗，诗人所要写的，就是情与物契 合的感兴。
由于强调至性，真情的自然流露，傅山特别反对用儒家 温柔敦厚的诗教来束缚诗人的性情。他评庾信的创作说:“庾开府诗，字字真，字字怨。说者乃日:诗要从容尔雅。夫《小弁》、屈原，何时何地也? 而概责之以从容尔雅，可谓全无心肝矣。”(《杂记一》)如屈原，遭遇君主的昏庸，小人的误国，导致国破家亡，哀怨愤激正是真感情的流露，如何要求他们作“从容尔雅”之言、不哀不怨呢?傅山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亲身经历了明季政纲不振，李自成进京，清兵入关，南明灭亡，与屈原均有相同之处 。置身可怨可怒之时，诗人是很难“从容尔雅”的。他在《自顾》诗中写遭:“自颈亦何隘，乾坤难我庐。星河照双泪，骚楚异三 闻。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壶觞愁不解，悔读古今书。”(《霜红龛集》卷八)置身异族统治下，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处，屈原尚可作《离骚》以抒愤，而自已却有怨怒而难以直言，心中的忧愤更为深广的。后人评傅山诗日:“诗文外若真率，实则劲气内敛、蕴蓄无穷，世人莫能测之。至于心伤故国，虽开怀笑语，而沉痛即隐 寓其中，读之令人凄怆。”(邓之诚《清诗纪初编》卷二)傅山主张抒写怨愤之情，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亲身感受紧密联系的。傅山强调至性真情的 自然流露，他对执著深挚的爱情深表理解并予以歌颂。他有反映爱情的乐府歌辞《方心》，长序与诗配合，讲述了一 个缠绵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霜红龛集》卷十三)有《梅房》《小沟怨》《亭亭怨》等，都写得十分深情。有人曾这样评 他:“《霜红龛集》气如霜，绕指先为百炼钢。忽作曼声儿女态，小沟艳曲按梅房。”(沈寿榕《检诸家诗集信笔各题短句》其一，见《万首论诗绝句》第1218页)傅山的“气如霜”与诗中所写的爱情内容是并不矛盾的，这是诗人强调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思想在创作上的体现 。
傅山在诗中写道:“由来高格调，发自好心肝”(《霜红龛集》卷九《李天生作十首》其六) 诗歌的品格来自诗人的品格。摒弃了奴性，保持高尚的人格，自能表达出真性情。诗人的品格高，有至性真情，发为诗歌，也就有了形成高格调的基础。
三、反奴性的文学实质
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和民生疾苦，是自《诗经》以来中 国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傅山谙熟历史上人民所承受 的深重苦难，又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亲身经历了天崩地裂的社会大动荡，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尤为重视，他在诗中说:“世 界疮痍久，呻吟感兴偏。”(《霜红龛集》卷九《儿辈卖药城市俳谐杜工部诗五字起得十有三章》)又在诗中写道:“荡荡乾坤病，戋戋肺腑收。”(《霜红龛集》卷七《病发示眉仁》) 世界疮痍与乾坤病，同指明末以来的社会动乱，民不 聊生。“呻吟感兴偏”，“戋戋肺腑收”，均指诗的感兴由社会动乱和百姓疾苦而生。傅山又说:“不喜为诗人，呻吟实由瘼”，“作者今人尔，不管人生瘼。”(《霜红龛集》卷四《览息眉诗有作》) 他认为他作诗是由“民瘼”引起的 。反之，如果作者不反映“人生瘼”，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傅 山忧愤无端，壮志难酬，所以进一步痛快说:“肝膈亦何说，乾坤迳付诗”(《霜红龛集》卷九《酬上郡李然周寄韵》)了。傅山精于医理，所以往往以治病比作诗。他在《览息眉诗 有作》中写遭:“自知愁是竖，自知诗是鹊。救急策非长,排遣度今作。亦不博名高，闹书邃岩粤。”“愁”就是给人带来痛苦的病魔“二竖”，而诗歌则是治病疗疾的扁鹊。愁园国事民瘼而起，但无法实际“救急”以消除病根，所以只能靠诗歌来排遣自己内心的忧愁。他在诗中丐道:“知属人人不 自由，病躯岂敢少淹留。民今病虐深红日，私念衰翁已白头。”（《霜红龛集》卷十《与某令君》)他是念念不忘民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