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主张用诗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但他认为诗与史还是有区别的。他在《杂记五》中说:“‘史’之一字，掩却杜先生(甫)。遂用记事之法读其诗。老夫不知史，仍以诗读其诗。世出世间，无所不有。(《霜红龛集》卷四十)杜甫的诗被人们誉为“诗史”，傅山对杜甫十分崇敬，称“杜甫不可测之才人，振古一老(《霜红龛集》卷二十五《诗训》)创作上也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如何去认识杜诗的特点和价值。如果用记事之法 去读杜诗，只看到诗中所记之事，而不从诗本身的特点去体会，必然难以全面认识杜诗的价值。傅山所说的“以诗读其诗”，实际上说的就是要抓住诗歌的抒情本质和形象思维 的特点去认识杜诗的价值。傅山诗中也有反映当时社会重大 事件的作品，如《风闻叶润苍先生举义》:“铁脊铜肝杖不靡，山东留得好男儿。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霜红龛集》卷十)叶润苍为前明官员。清兵入关，起兵反抗。后参加山东揄园军(李自成起义队伍一部)的抗清斗争。(见张相文编《白耷山人年谱)《阎古古全集》附。)傅山在诗中突出的是对抗清义士壮举的敬仰，有叙事而情在其中。
四、反奴性的文学思想
反奴性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反对雕琢似 、批评固守成法。傅山在《失题》中写道:“一代逊一代，文章日不真”，“壮夫耻雕龙，文士学刺绣”(《霜红龛集》卷四)对一 味追求形式，雕琢失真的诗风予严厉批评。他说:“造语却非一意雕琢，在理明义惬，天机适来，不刻自工。”(《诗训》)雕琢字句，模拟古人 ，是不可能超过古人的，“若立意学彼，字拟句议，则瞳乎后。”(《杂记二》)所傅山指出:“譬如以杜为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断无抄袭 杜字句而能为杜者。即如僧，学得经文中偈言，即可为佛耶? 凡所内之领会、外之见闻，机缘之触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作佛作杜者。靠学问不得，无学问不得。无知见不得，靠知见不得。如《楞严》之狂魔，由于凌率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垒非超越，与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无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见，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诗文之妙，与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霜红龛集)卷三十《杜遇余论》)所谓“与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是说学诗不能牯滞于外在的形相，而应体悟到诗心，得其真谛，天机自得。他在《枯木堂读杜诗》中也说:“好手拟中的，活语被参死。庄严非庄严，不似乃真似。可怜无寸心，得失傍故纸。非非法非法，一灯室则迩。”(《霜红龛集》卷五)这里说的“寸心”，就是诗人对为诗之遭的彻悟。若无此“寸心”，而只凭“傍故纸”，是不可能达到“作佛”的境界的。
谢朓的诗以清丽圆美著称，而傅山则特别举其雄警的一面:“颇怪元晖子，夹兀警莽苍‘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十字径欲霸，词人谁敢当?(《霜红龛集》卷四《读虚舟先生诗》)他欣赏儿子傅眉的诗，谓“朔气健游子，新诗动乃翁。悲歌犹 赵燕，闻见不雕虫”。(《霜红龛集》卷七 《眉儿观风 塞上来有诗》)提倡的也是刚健有力的诗风傅山诗中曰:“北曲谩峥嵊，我好弹哀筝。直上青空裂，宛转岭嶙登。倾得丈夫耳，喜无迂腐声”。(《霜红龛集》卷三《丁酉二月十五日》)他还以西北之文与东南之文相对比，肯定“不肤臆利口”的文风(《序西北之文》《霜红龛集》卷十六 )他论写字说:“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霜红龛集)卷二《作字示儿孙》)这些主张与提倡刚健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对待前代的传统和各种流派之间的纷争方面，傅山也表现出不同流俗的精神。明末清初的文坛上，对竞陵派的抨击十分激烈，尤其是钱谦益，指斥竟陵不遗余力。傅山于明代诗歌，肯定竟陵为多。他说:“近来觉得，毕竟是刘须溪、杨用修，钟伯敬们好些。他原慧，他原慧。”(《杜遇余论》)他肯定钟惺的，便是其“慧”。在《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补岩》中，他便说:“沧溟发病语，慧业生《诗归》。提得竟陵诀，弄渠如小儿。”(《霜红龛集》卷三)所谓“慧”，也就是聪明，讲性灵。傅山赞同竟睦的主张，是因为竞陵关于真诗的认识合乎他的思想。谭元春《诗归序》中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傅山曾将《诗归》重 钞，并加以论注。他在与戴廷拭讨论此事时谈到了批评的态度，所言颇为警策。他说:“《诗归》再钞，便非于唐诗起见，似于选《诗归》者起见矣。不必谀，不必梗，商量发挥 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尔公之辨 ，单是寻著与人作驳耳若不自己从他论注上开生面，又何必钞 ? 但此书行之既久，海内耳食众矣。妄有讥评，为钟谭不得，为不钟谭不得，慎之哉! 真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与何、李、王、李、钟、谭共坐一堂之上，公公，做一树义调御师。令各家伎俩一齐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辩才。总是偏见。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时，看者有时，变何易尽，论何胜腾!”(《霜红龛集》卷二十四《与戴枫仲》)傅山认为，批评者应该有“慧眼平心”，能够摒除门户之见，从更高的 “手眼”之上来看待各家纷争，方可“公公当当”，得出合 乎诗歌本身创作规律的结论。特别是他分析了作者和读者 因主观条件和客观因素的不同和变化所带来的认识差异，其见解是十分深刻的。采用这样的批评态度来对待各流派的高下得失，是有助于推进诗歌创作摆脱门户之争的泥淖，而向着自抒性情，发挥个性的道路前进的。这在清初诗歌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