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这座城14、
傅山反复论述过关于“法”的问题。他借用佛经对“法 ”的解释来说明为诗之道，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他说:“曾有人谓我，君诗不合古法。我日:我亦不曾作诗，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呜呼!古是个甚。若 如此言，杜老是头一个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余论》)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对“法”的态度。诗歌的生命 就在创新，杜甫正因为不拘于《三百篇》的成法，广采博收而自成一家，方才成其为杜甫。傅山的诗歌率真挥酒，自成 一格，也正得力于这种创新独诣的精神。他说:“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霜红龛集》卷十四《哭子诗)其九)他所说的“法家”，就是死守成法之家。
傅山反对死法，并不是主张完全放弃向古人学习，而是强调学而能化。他在《家训》中教导其孙常读陶渊明诗，说“其诗不使才，而旬句皆高才;不见学，而无篇非学。学极博大。此等诗真足千古，须熟读之。”(《霜红龛集》卷二十五)才高而不逞才、学博而不见学，这才是诗歌创作中的高境界，所谓自然平淡，大巧若拙。傅山认为达此境界是需 要有一番刻苦锻炼的功 的。他说:“《释老志》之言日: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炼神明，乃证无生而得佛道。吾不此言说法，而以此言论诗。苟能至此，性不必藏，诗可 以见。见无所见，藏无所见，虚静通明，大巧若拙。拙岂易言哉。”(《霜红龛集》卷二十《论藏拙》)只有真正掌握了 法，化有为无，陶冶粗鄙，得其神明，诗歌创作才能“大巧若拙”。
五、反奴性的文学精神
奴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缺乏骨气，表现在诗歌风格上，就是柔靡委顿。傅山特别提倡刚健有力诗风。他说:“文章诗赋，最厌底是个啴字啴，缓也。俗语谓行事说 话松沓不警曰啴。本滩音，因《礼记》‘啴以缓之’句借用之耳。……齿牙口舌手笔，丁当振动，自然无 此病。若兴会高简之音，不在此倒。若一篇之中，得两三句警策，则精神满纸矣。”(《霜红龛集》卷二十五《家训》)傅山厌弃啴缓松沓的诗风而提倡豪放刚健的风格。他的《口号十一首》其一、九曰:“江南江北乱诗人，六朝花柳不精神。盘龙父子无月露，萦搅万众亦风云。六朝人物景宗豪，竞病诗惊沈瘦腰。口角若无曹植气，笔端争似吕虔刀。”(《霜红龛集》卷十三)这是对六朝诗歌中刚健诗风的彰扬。“盘龙父子”指南齐同盘龙及其子同奉叔，二人皆胆力绝人，曾奋击陷阵，“父子两骑萦揽数万人，大败魏军”(《南史》卷四十六)他们虽无吟咏月露的诗句，但那种萦揽万众的气概，才是诗歌中真正的“风云。曹景宗为南朝梁将领。景宗率众大破魏军，凯旋归来，梁武帝为之庆功。武帝让沈约分韵命群臣赋诗而景宗不得。景宗索韵，得“竞、病”二字。操笔立成。诗 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阃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沈约及朝贤惊嗟竞日。(《南史》>卷五十五)傅山称赞曹景宗诗的豪放刚健，说口中的待如无曹植的气骨，就侍不了诗的衣钵。粱陈时代，占据诗坛主流的是吟风弄月、柔弱不振的宫体诗风，正所谓“六 朝花柳不精神”。傅山特别拈出并不以诗名家的曹景宗加以彰扬，亦可见出其用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