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金秋十月，《陶朱漫话》栏目在本刊亮相了。作为文化人，陶朱公范蠡既是商务鼻祖，也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作为文化栏目，《陶朱漫话》不仅想说说商业金融，也想聊聊地理天文、琴棋书画。能否画出一片“春山”不得而知，但是，所用的“朱墨”为中华传统文化，则是确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渴望得到新老读者的批评与喜爱。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说的是：我有三件宝贝，持有而珍重它。第一件叫慈爱，第二件叫节俭，第三件叫不敢走在众人之先。慈爱所以能勇武；节俭所以能宽广；不敢走在众人之前头，所以能成为万物的尊长。
老子说的是做人，而“经商”何尝不是做人？可以说，“慈故能勇，俭故能广”八字，实在是上古国人从商理念的精辟总结。
范蠡雕像
“陶朱公”之称谓来自《史记·越世家》，司马迁说范蠡“浮海出齐”，间行止于陶。“陶”为何处？后人虽多有异说，但多数人认为是今之山东定陶县，或说距离定陶不远的陶山。
但是，陶朱公的经商思想即“陶朱理念”，却是先秦诸多思想家共同的财富。
重商与轻商
陶朱公范蠡作为春秋末年的经商专家，留下了《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史籍也多有转述。虽然其著述有限，但是后人的稀释、阐释众多，足见影响之大。而且他的理论中，既有诚信经营、“积著之理”等传统商道，又包含今天的“经济循环论”“市场价格论”等现代商业思想，给后来经商者带来了诸多经验，至今弥足珍视。
其实，对于商业的重视，还可以上溯得更为久远。《周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远古有关“各取所需”的记载。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在其《六韬》里说：“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这位古代的智者，是把“农工商”等量齐观的。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井田制瓦解、商品交换扩大、城市经济繁荣——齐临淄，赵邯郸，燕下都，楚郢都闻名四方，对于商业的重视并不减少。代表作即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管子》中，对于商业的重视，至今不无现实意义。例如“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这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即从经济看社会安稳与否，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如：“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这是管仲回答齐桓公如何治理士农工商的话。说的是君主对待百工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商人：允许群居而观察时许，鼓励周行四方而互通有无，倡导诚信为本而讨论财利，如此代代相承而赓续不绝。确实是“万人之所和而利也。”
超然物外的庄子，对于商业，是从“快乐哲学”的角度切入的：“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比”即和、亲，引申为快乐。这“劳作本身即快乐”论，疑似宣传“责任与命运一致”的“共产主义”境界。
范蠡湖
当然，上古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囿于对于贸易商业的有限的认识，已经表现出“轻商”的倾向。例如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的态度，原本是对于“不义而富且贵”的批评，后来演绎为只要说“利”就是不义的对立，不仅孔夫子始料不及，也是一贯仗义疏财的陶朱公所并不嘉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