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历史上古代的农民战争有过了解的话，在起义的初期，几乎所有起义的领袖都会自称为“真命天子，某某皇帝再生，某皇帝后裔，天生帝王，黄莲圣母，黄天圣主，弥勒佛下生，地王、天王、人王等诸王，五百罗汉，佛母、紫微星、大元帅、大都督等等”不管是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还是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听到许多了，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思想贯通，这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时秦统一全国之后，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皇帝—贵族，官僚—人民的支配者，这样的体系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长期贯彻。如果只是地方的小打小闹，那也根本没有必要起义。所以一旦起义爆发，不打到帝都，夺取帝王的宝座就没法停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民众也可能从贫民变成大地主、大商人、大将军，或是通过科举成为官僚，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的人，但是改变身份地位的想法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淡忘，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选择尽可能的改变自己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社会之中，官与民的对立关系，是与贫富对立关系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关系。官僚们令人吃惊的无能、敛财、胥吏、衙役和兵士的横行霸道等，都是因为国家权力绝对化后才成为可能的。官民之间的矛盾是自然存在的，因为有些时候官府自然会做出矫枉过正的行为，历代的农民起义多是从反对地方政府而起，到最后反对这些地方政府的上层领导，层层递进。但很多情况下，因为一些领袖的思想限制，虽然能够获得前期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够治理天下的能力。
我们可以暂且将古代阶级农民阶级的起义中也存在一种皇权主义，因为社会思想的原因，这种皇权主义是一直存在的。在前期的起义过程中，这种皇权主义当时现存的政治制度是背离的，因为它要获得农民的支持。而如果取得胜利，这种皇权主义的权力加持很容易使这些一夜登顶的起义者们迷失，导致起义失败。相反，如果能够适当调整政策，比如元末起义军的领袖朱元璋，就是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典型案例。在获得起义的成功之后，朱元璋尽可能的对政治策略进行调整，适应了新时代的统治，而这也有向原来那种皇权主义靠近的趋势，所以我们常常认为“皇权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形式下常常存在，甚至无法摆脱。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之中，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分散闭塞落后的农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个体经济。相互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政治眼光，难于理解阶级的一致性。难于理解压迫的根源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经济体系，他们能够自发的反对直接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反对具体的赋税徭役政策，却无法改变封建生产关系和打破旧的政治上层建筑。认识上的这种难以弥补的缺陷，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皇帝和皇权的迷信。千百年来，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明末农民战争，先后爆发过无数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都是自发的斗争，也都往往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他们的起义领袖就可能是他们心中认为的好皇帝。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虽然有着官民对立的情绪，但对于政治体系并不排斥，这就是这种政治模式他们已经早已习惯，只是现存的官员们破坏了这种模式，根本就没有人打算去破坏这种模式体系。自然皇权主义的思想就会一直延续，反而成为了一种反反复复的东西，因为官总有不当，民也会不满，矛盾突出，自然会一触即发。
4、应该如何认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民众起义
在中国的过去两千年间，贯穿各个王朝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民众起义是历史事实。这只能说明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构造在两千年间都没有根本性的质的变化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