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拱单独的战绩在这一大战中表现出来，有茨湖之战、蔡州解围、确山之战等，无愧名将后人。之后返回利州路，可能希望将来接替吴璘，出任利州路安抚使，知兴元府。但此后一直都做扶持民生的工作，像兴修水利一类。可惜吴璘死后不久的乾道五年，吴拱就意外病故，年岁不详。吴拱是吴玠的长子，估计和其父差不多，死时就四十来岁。吴拱的弟弟老二吴扶、老三吴为（也有提手旁）都任不大重要的小官。
吴璘的儿子远多于哥哥吴玠，但多数事迹也不大显著，可凭借任职就能体现吴家军对陕甘巴蜀地区的掌控。
老大吴援官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蜀州、金州（陕西安康）。老二吴掖，官左武大夫，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统制，知成州（应该是接替吴拱）。
三子吴扩娶宋朝宗室女为妻，担任集英殿修撰的闲职，四子吴揔也是文职，出任过工部侍郎，英州刺史（英州在今广东境内英德市，算唯一离开巴蜀较远的吴家子弟）。老六吴拭，官右朝奉郎，任四川宣抚司充文书撰写，后知阆州。
真正接替吴璘事业的是老五吴挺，也在绍兴末年抵抗金军南下战事中成名。吴挺当时随父亲吴璘防守陕甘，受命出击河池（今甘肃徽县），连率精锐袭击大营，升为武昌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中军统制，年仅二十五岁。乾道八年（1172），在吴璘、吴拱相继身故后，吴挺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按说和吴拱一样，实际有意逐渐分化吴家子弟离开巴蜀。朝廷方面议论相当厉害，吴家军已在巴蜀二十多年，根深蒂固。到孝宗时期，文臣的反对非常厉害，认为情势已经不同于绍兴年间。
两年后淳熙元年，孝宗经过一番思量，还是认为巴蜀区位重要，决定让吴挺领定江军节度使，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淳熙五年（1178年），又兼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淳熙十年，特加检校少保，吴挺也继续了其父吴璘的辉煌。
到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吴挺积劳成疾，请求致仕，朝廷加授太尉。诏书还未到达，吴挺已病逝于军中，年五十七岁。朝廷追赠少师、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武穆”。之后就是吴挺之子吴曦，在宰相韩侂胄谋划开禧北伐的时候试图要挟封王，秘密联络金朝封王叛宋，被负责运粮的仓官杨巨源、转运官安丙（为苗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设计除掉。
吴曦不仅使吴家军的事业未能善始善终，自己一家兄弟子侄被杀。虽然其他支脉还在，但统统迁往临安附近州县安置。
三、吴家军为何没有主动北伐的业绩？
吴家军从吴玠带领西北军退守兴元起，到吴曦走向灭亡，前后八十年光阴，由武将世家拥兵几十万长时间镇守一方，可以说是两宋的一个奇迹，即使杨家将在民间堪称传奇，但事实上也没有这等风光。但在吴玠连战金军获得胜利，吴家军立足巴蜀之后，以其出色的实力，为何几十年里从没有主动谋划过北伐？
客观来说，吴家军作为宋军精锐，涉及宋代武将长年受制约的“家法”牢笼。如笔者多次提及，宋代军事方面的特殊性一向被人误解，并非宋朝不看重武将，主要是要求武将严格恪守许多条条框框，好比当年从太宗赵匡义开始要求打仗遵循所谓“阵图”的笑话。
制度上，宋朝的将领带兵但无调兵权，而枢密院有职权，但手下没有兵，的确感觉十分限制。所以将领在行动上一贯缺乏自主性，这样长期延续下来就难免给人武将被过分压制的感觉。太过自作主张，主动谋划军事行动就会招来非议，尤其是拥兵过重的将领，岳飞正是一种过于积极主动，渴望北伐收复中原的悲剧。
要知道，当时赵构并非不宠信岳飞，他正是在赵构非常欣赏与倚重的情形下（中路荆湖一带由岳飞坐镇，三十出头就升到太尉、少保一级职位），太轻视宋朝家法传统的力量，招来几乎一边倒的压力。哪怕主战的文臣都不满岳飞太过一意孤行朝河南方面进军。这一前车之鉴，足够给吴璘等再次敲响警钟。
吴璘自然有收复北方的意图，他也试图寻找合适的机会巧妙地实现。像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率大军南下，吴璘带病赴陕甘前线，他的谋划是联系契丹、西夏及山东、河北等地军民，号召一同反抗。次年，他以攻为守，命姚仲、王彦、惠逢等分路出击，与西线金军僵持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