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00年前后，良渚文化已沐浴在文明的晨曦中，由于文化的先进和部族的强大，他们曾有力地向四周扩张，把他们的“艺术意志”(13)带往更加广阔的地区。然而，当文明的太阳即将跃出地平面时，他们的踪迹却神秘地消失了。曾有传说：蚩尤集团与黄帝集团发生战争，蚩尤战败而亡。有人认为，传说中的蚩尤集团就是考古学上的良渚文化。(14)较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衰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一次特大洪水。这次灾变“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15)。它使发育在江河湖海之间的良渚文化遭到灭顶之灾。(16)
图六：神人神兽组合纹玉琮
数百年后，代表良渚文化“艺术意志”的玉琮竟成为殷人丧葬的重要器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标志，人形兽面徽记(图六)，竟演变为商代青铜器装饰的基本母题—饕餮纹。所以有人分析了诸多因素后，径直认为中原的夏王朝是良渚文化北迁后建立的。(17)当然，关于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有待田野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以及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不过，在中国美术史上，我们明确了殷商艺术主要成份的来源，其一系自于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与玉器
1976年，湖北天门博物馆到汉水东边的邓家湾检查文物保护情况，发现当地许多小学生都在玩一些小狗小鸡等陶塑动物。经了解，原来这些小动物都是从附近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捡来或挖来的。于是干部们买来铅笔和练习本，换回了孩子们手中的陶塑动物，那一次共换回100多件。今天的孩童不经意地，使四千多年前的“雕塑家”一举成名。
陶塑艺术品在各个新石器文化中都有出土，例如红山文化的裸妇像，仰韶文化的人头器盖等。但这些均属个别现象。一处遗址，甚至一处灰坑出土成百上千个陶塑，而且种类繁多，惟有石家河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逐渐发展起来，各个新石器文化都有一定数量的玉器出土，但所出玉器中，圆雕玉人像极少见，目前所见主要出自石家河文化。
上述两点，特别是前者，是石家河文化的重要美术创造。石家河文化处在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时间段，它由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其范围，北至南阳盆地中南部，西至丹浙二水、长江西陵峡一线，南以幕阜山、九宫山、洞庭湖北岸为界，东抵大别山西麓。与屈家岭文化相比，北部稍有后退，东部略有推进，西南维持原状。它表明：当时中原龙山文化已对石家河文化形成了一股压迫之势。
原始社会集团之间的势力消长，必然带来文化的融合与变异，对于美术史，则产生形式与风格，时尚与趣味的转换。
图七：陶猪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在中原至洞庭湖之间都有零星出土，出土最多数邓家湾，而邓家湾遗址的陶塑仅出自少数几个灰坑中，据统计，迄今该地所出陶塑，累计已达500余个。所以考古界普遍认为，邓家湾是石家河文化制陶的重要基地，其它地区所出陶塑，均源于这里。
陶塑一般高宽在5-10厘米之间，种类有狗、羊、象、貘猴、兔、鸡、鸭、猫头鹰、鱼、鳖等。人分箕踞、跪坐两类。其中兽类占总数的一半。(图七、八)
图八：石家河文化陶鸟、陶狗、陶羊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质朴、生动，取大势而不拘小节，求神似又兼顾形似。例如：狗昂头顾盼，机警万分。猪肥硕敦实，憨态可鞠。鳖引颈曳尾，步履蹒珊。人物则端庄虔诚。象前伸的长鼻，既显示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力量，又强烈地表现出雕塑的力度。石家河文化的“艺术家”，特别注意表现动物躯干的扭转，以及其些动物瞬间的颇有特征的姿势。这一点在史前美术中是很了不起的，它反映了制作者把握对象特征的敏锐观察力与表现神态的娴熟技艺。更有惊奇者，“艺术家”将鸟歇于狗背之上，这一细微情节，表达了自然界生动之情趣，真可谓天真和谐的精萃之笔。确实，面对石家河文化的陶塑，能够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这个感觉，就像站在高山上聆昕天籁，站在大洋边沐浴海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