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石、会稽、雁门、衡阳均在九州的边界，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中国”边界认识的极限，更南、更北之地实属蛮荒，尚未被纳入他们的认知范围。清人迮鹤寿曾总结《尚书·禹贡》中九州的划分：“古人画州分界，无不因乎山川之大势，则《禹贡》之山水泽地俱在，可约而得之。豫州居中，其余八州邻于四裔。沇青徐之东，以渤海、潦水、东海为界。扬荆梁之南，以南海、衡阳、泸水为界。梁雍之西，以岷山、黑水为界。雍冀之北，以猪野、雁门为界。”大雁的迁徙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既有外在的温度、日照、食物等原因，亦有其自身内在的生理因素。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大雁在西伯利亚、我国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北部一带繁殖，其南飞至越冬地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其繁殖地出发，沿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黄河、长江流域进入福建、广东等地，最远可到南洋诸岛；二是从其繁殖地出发，经由内蒙古进入华北地区，南下可至云南、四川等地，最远可到缅甸、印度。（冯国超主编《动物百科全书》） 虽然碣石与会稽、雁门与衡阳不是鸿雁迁徙路线的真实两极，却均位于这两条路线上。古人之所以将此四地看作大雁迁徙路线的极点，应当与他们对九州边界的认识有关。正如《通典·序目下》所说：“《禹贡》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阳，若五岭之南地非九州之境。”《通典·古南越》也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非《禹贡》九州之域，又非《周礼·职方》之限。”
△南宋《寒汀落雁图》故宫博物院藏资料图片
虽然古诗文中的 “衡阳雁”意象最早可追溯至张衡的《西京赋》：“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但这只能说张衡是率先将这种观念施之于文学创作中的。郑玄与张衡生活的年代相近，这说明雁栖衡阳已经是当时学者们普遍认同的看法了，这一观念的生成必远较张衡生活的时代为早。先秦典籍中的诸多记载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对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他们不仅仅是观察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对其迁徙的路线肯定也是进行过思考甚至考察的，只是受限于对九州地理边界的认识，以衡山为“中国”的最南端，认为位于衡山七十二峰最南面的回雁峰即是九州南端之极点，进而认为鸿雁栖居于衡阳的回雁峰而不再南飞， 这个观念产生的时间当不会晚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战国末年。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先秦时期，人们囿于对九州边界的认知局限，以衡阳为九州的南极，雁门为九州的北极，认为鸿雁从碣石和雁门南下，栖止会稽和衡阳，即郑玄所谓鸿雁“不以中国为居”者也。所以我们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早期的诗文中均会将衡阳与雁门对举，也自然就明白为什么大雁除了被称为衡阳雁、回雁以外，还会有塞雁、朔雁、胡雁等代称了。 后来唐宋诗词中经常出现的将衡阳当作雁南飞之极点的含义当由此演变而来，只是人们已经搞不懂其真实原因了，前人给出的解释如南地无霜、回雁峰太高、峰势如雁之回等，均因没有认识到此种观念并非真实生活经验的总结，而使得他们的释因努力变成一种徒劳。我们在今天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读懂跟“衡阳雁”有关的作品，同时对理解塞雁、胡雁甚至碣石鸿、碣石雁等意象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启发。
（作者均系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
内容：《光明日报》2020年12月07日13版
主编：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