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后的一千三百年里，影响和改变了我国人和我国社会的科举准则一面久被评说并且常常遭到訾议，其间还曾有过不止一个帝王下诏“罢科目”以期改弦更张；一面又与万千士人外相照应，内相依存，并以其连绵不停显现了持久的生命力，使“罢科目”的帝王一个一个在捉襟见肘中受阻，之后，一个一个缩手敛心，转过头来回到“科目”的老路上来。双面之间的这种互歧而共存，阐明晰与之相连的种种复杂性，并以其各自对应的合理陛和不合理性，描写了科举准则内含的深化对立。
02 “尚贤”之外，直面公正
唐太宗说：“能安全国者，惟在用得贤才。”是以选官任官，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然则科举与察举尽管此伏彼起于前后代谢之中，而就选官以“尚贤”为主旨来说，则两者仍然承前接后地一脉相延。但时至宋代，自太祖一朝开端便已为科场积弊所牵，在“尚贤”之外，又不能不直面公正和不得不凝视公正，以应对“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的人间之大不平。
“尚贤”以“立贤无方”为始端，因而“尚贤”自当以公正为心中的规范和立脚的现实。但是科举办之三百七十余年今后，“势家”与“孤寒”之间的这种过分悬绝又阐明，作为一个观念的“尚贤”，自身并不足以生成现实上的公正。然后是自太祖一朝开端，行之三百七十余年的科举一变而被置入“势家”与“孤寒”的比照之间，为朝廷的自觉认识所引导而一路移其重心于防弊一头。
比之唐代取士以不严防弊为常态，而致举子“奔走府寺之门，收支王公之第，上启陈诗”，以求“咳唾之泽”，和“贵戚纵恣，请托公行”，以及由此而来的“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则宋人用严立阻隔以成其“无情”和“至公”，立意正在于按捺权势关于科举取士的分配与影响，然后防范权势转化为科举取士中的优势。
尔后的九百多年里，这种按捺之心和防范之心与科举准则常相随同，成为朝野共认的常理和常态。而由此演为走势，又常常会愈趋愈严。所以时至清代，又从同一种理路里派生出官员子弟参与乡试，须另立“官卷”以差异于“民卷”的做法。
熟识清代掌故的徐凌霄在民国初年为之作诠释说：“按一般均率核算，一省中额算他一百名，应考的人数，少说也有一万多人，算计起来，民卷至少也要百中取一，而官卷却只须有二十人就可取中一个，表面上看去，好像官员子弟究竟比布衣叨光些，其实这正是布衣的利益。由于有了二十名取一的约束，那么官员子弟应试的如有一百个，至多只能取中五名，仅占了全榜数额的百分之五，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五满是留给布衣的。
那些官卷的文章十分的雍容华贵，出色当行，也不能尽数取中。若是没有二十取一的约束，则一百名中额，必然被官卷占去八成，布衣就于无形之中遭到压榨了。”因而，比较于殿试、锁院、弥封、抄写保持公正于考试进程之中，这种把官卷民卷各自断开以约束和配分榜额的做法，已是保持公正于考试进程之外了。
明代考试现场
然则就“以试为选”的转义而言，后者明显是在用一种关于官员子弟倒过来的不公正来保持其全体上的公正。其间的相悖和相成正阐明：在一个实践上不相等的社会里，要特为地造就科举取士的相等，便不能不以不平平之，先下手截短太长的一头。与这种按捺和防范命意相类似的，还有唐代制举试诗赋；宋代兼用诗赋、经义；元、明、清三代用《四书》；明清两代又由《四书》衍为陈腔滥调文的推演化迁。章太炎曾说：
为甚隋唐今后，只用科举，不用校园？由于隋唐今后书本渐多，必不能象两汉那样简略。若要入学置办书本，必得要很多金钱。又且功课繁复，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起一边，不能象两汉的人，能够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时文，只需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能够通通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能够双管齐下，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当官的期望。若不如此，肄业入官，不能不专让有钱人，穷户是沉沦海底，永无参政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