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他并不喜爱科举准则，但又力言科举准则中所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当日的公正之地点。而就其所罗举的“时文”与“程墨”而言，则公正所描写的其实首要是明清试士的陈腔滥调文。所以其意中科举准则内含的“社会主义性质”，实践上也更多地是在指述明清两朝用陈腔滥调文选士所表现的公正一面。
03 陈腔滥调文的公正地点
陈腔滥调文取标题于《四书》之中；又以破题、承题、起讲、前比、中比、反比、后比、束比以及约束的字数立为程式。由于标题取于《四书》之中，因而陈腔滥调文的常识规模是约束的。
民国初年，时人在科举准则废止之后追叙科举准则，而言之殷切的，则特别是这种陈腔滥调文体之约束常识规模而造就的公正：“策论、词章、考据全部雅博的学识，有必要多买书，多肄业，布衣寒士的力气八成办不到，那么考试起来必定仍是图书满家的贵家子弟占有优势，寒士由于无力读书肄业，场中不免交白卷，就是不交白卷，而文章太空疏了，亦不能取中，那就与机会均等的主旨不合，所以只重四书五经（实践上五经都在其次，以四书为主课），使得大都布衣都能够买得起，读得通，做得文，叫那些胸富五车家藏万架的贵家子弟无特别用武之地。”
虽然这段文字以“贵家子弟”与“布衣寒士”相对举，但就“买书”、“肄业”皆系乎财力而言，则这种由约束常识规模而构成的相等，首要应是一种贫富之间的对等。比之按捺权势，其影响所及，明显又属另一重含义。而由于陈腔滥调文别立专门的程式，则程式不只约束士子，特别约束试官。两者共处于同一种客观规范之下，试官个人的学识情性和偏好偏恶既无从挥斥自如于读卷评卷之际，便难于以其一己之私意影响凭文以定去留的裁断。因而陈腔滥调立为程式而连续了五百多年，一起又在五百多年里保持了试官与举子之间的公正。
所以清人论科举，曾言之深化地说，“用人之最公莫如科目”，而“其弊不堪暗焉”。这是一种因其“公”而成其“暗”，但是选士而以“暗”为弊，则不能不是“贻全国以遗弃贤能之患”。科举之公正本是由科举之“尚贤”派生出来的，但公正一经派生便成了“尚贤”之外的另一重主旨，并因其层层深化和层层缜密而自为笼罩，终究导致“尚贤”的科举准则取士之际已无从“选贤与能”。所以“尚贤”派生出来的公正便因之而成了“尚贤”的异化。
与这个进程一起发生的，是科举以力行公正促进选官的大幅度敞开和政权的大幅度敞开，为士人造就了“白衣公卿”的或许。但“以试为选”而注力于相等，则用常识作规范来选官，便不能不随相等之义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的扩展而由诗赋变为经义，由经义统归于《四书》，之后又由《四书》推表演陈腔滥调文体。
这种常识规范的一变再变，十分明显地以其越来越狭窄和越来越拘牵为走向，而不能不在实践上以其收拢常识的广泛而趋于反常识，迨《四书》成为考试的规模和陈腔滥调成为既定的文体，已使士人周遭皆在四围之中，既不能有个别自主的考虑，也不能有个别自主的表达。
身在其间，遂有龚自珍所说的“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而发议论于四围之中，实无异于“其胸臆本无所欲言”而“疆之使言”，以及薛福成所说的一面是常识规模约束之下的“转相剽袭，同其文，不用同其题，有其辞，不用有其意”；一面是考试程式笼罩之下的“苟有舍是而别抒心得，高古绝俗者，有司往往摈不录”的互相照射于应试一方与取士一方之间。两者都描写了关闭之下常识和才智的短促与困顿。“以试为选”，选的本应是常识，但其间常识规范的一变再变，又构成了一种最敞开的选官准则与一种最不敞开的思维环境共存于一体的局势，并由此而致终究不能不取士于常识和才智的短促与困顿之间，关于用常识和才智作规范来选官的科举准则而言，明显相同是一种异化。
传达是为了更好地共享 如有侵权联络删去
放榜
04 科举考试的南北之争
在这种唐代科举不同于宋代科举，宋代科举不同于明、清科举的节节变迁里，还有因地域的差异而发生的不对等和不平衡，以及这种不平衡引发的互相竞比。自南北朝而经隋唐，南边的文风已累积地盛于北方，遂使科举取士南边人常常多于北方人，作为一种反映，则宋代司马光和欧阳修已以此为标题而有过南北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