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同地域之间因文明堆集和传达的不同而构成的不相对等，本不同于贵贱之间的不对等和贫富之间的不对等。但这种不相对等又牵及万千士人，并牵及朝廷既以万方一概治全国，则不能不以万方一概选官于全国的内涵一致性。因而明代乡试已用南北分卷营建南北平衡，清代尤更进一层而实施各立定额的“分省取中”，其营建平衡的程度，遂能到达行省与行省之间。
君权用配分数额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域之间造出了科举取士的公正，关于文风不振的当地来说，这是一种拔擢，关于文风兴盛的当地来说，这又是一种约束。在这种从不均衡里造出均衡来的进程里，科举准则得以用一种一致的文明掩盖和涵濡不同的地域，而由此构成的不同地域之共有一种一致的文明，关于君权来说就是政治一致的根基和内核。
因而，“分省取中”之外，清代还曾专门在湖南、广西为“瑶童”立学额；在台湾为“番民”立学额。而本来各自出于当地，并因之而各自归于当地的读书人，则在这个进程中因科举选官而与朝廷相连属，并沿此而入，一起转化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常识人。所以，在当地认识深沉的我国，士人是最早经过科举准则而能够越出当地认识的社会群类。
05 尚贤的异化
钱穆曾归纳言之曰：“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处于下，不能现在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言论众意为治法。然后全国乃为举子士人之全国。”
他所说的“一王孤立于上”和“然后全国乃为举子士人之全国”，深度刻画了科举准则既以士人归于帝王助成君权的会集，又以同一个进程里帝王的孤立，决议了君权之能够行于四方必定要倚重和凭借科举入仕的士大夫，两者之间常在互为因果之中。因而，就个别而言，科举准则下的士人不能不依附于君权，但就全体而言，则君权安邦临民而经纬万端，相同不能不依赖于士大夫。从比较彻底的含义上来说，我国传统政治中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全国的局势正是这样构成的。
而同一段文字以“众民散处于下”同“然后全国乃为举子士人之全国”相对举，则阐明晰自贵族和世家式微消亡，当地社会便失去了从前有过的能够聚合一方的重心，并由此走向平面化和松懈化。科举准则促进了这种改变，但在同一个进程里，科举准则产出的士大夫集体又成为一种社会中坚而系结了小农我国的社会次序和精力次序。在这个含义上，士大夫集体成为贵族和世家的起而代之者，平面化和松懈化遂因之而有了归从和归束。然后是我国社会的安稳与士大夫集体的安稳常相表里。
这种随科举准则而来的“一大变局”，显现了力行公正的科举准则不断演化，而其公正之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科举准则自身。但是这个进程排拒权势之影响、财力之影响、片面之影响、文明差异之影响，都是在用截长就短的方法压抑优势以保护弱势。由此构成的，明显是一种权利提调下的公正和一路铲出来的相等。
因而，与这种公正和相等相匹配的，便不能不是科举取士的规范因普遍化而一般化，以及由普遍化和一般化而构成的科举人物的均等化。但科举选官以“尚贤”为大道理，而贤之为贤与能之为能，都只能以出乎其类和拔乎其萃为自己的存在方法与表现方法，然后就转义来说，“选贤与能”同规范的一般化和人物的均等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不行化约的悖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