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和老师往往会因为学生成绩不够理想，而遭受到家长的抨击。家长则因为要帮助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副业任务，以及支付学生上辅导班的费用，而背负上更大的经济压力。学生则是平时被副业任务占去了大量的时间，然后还要抽时间去上主课的辅导班，结果弄得心劳日拙，几无闲暇。
由此，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悖论式的教育场景中，一方面，学校和老师费力不讨好，还落着埋怨；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又背上新的负担。其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方过得舒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活动中各责任主体的利益定位是不一致的，甚至彼此间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零和性矛盾。
例如，在校外培训机构看来，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校内教育失败的基础上的；在家长看来，自己家孩子的成功，则是建立在别人家孩子失败的基础上的；在学校看来，优质的生源就那么多，别的学校教学成绩不理想时，自己才有机会把优质的生源抢过来。这样，当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失败的基础上的，只有政府希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时，不管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多么的好，政策的内容是多么的完善，其实际所起到的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的教育减负措施无论思路再怎么新颖，理念再怎么前卫，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学生还是要通过考试来升学，而且升学考试的标准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升学考试这块天花板还在，那么凡是与这块天花板相冲突相抵触的减负措施，最终都不免会走向落空的结局。
提升教育品质必须先确定家校界线和学玩界线
减负本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当前践行素质教育的方式与减负的方针却是背道而驰的。这种背道而驰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即“家校分界线”与“学玩分界线”划分的不合理，结果导致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失去了必要的自由空间，背负上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额外负担，以致于让“减负”变成了“增负”、“转负”。
我们先说家校分界线方面的问题。现在放学时间已经成了判断学校是否落实减负措施的关键指标，目前小学一般都是3点半放学，学生在校时间确实比以往缩短了不少。但是，缩短在校时间并不能够达到减负的目的，反而还会给学生和家长制造新的麻烦，增添新的负担。
这是因为，按照升学考试的要求，学生要学的知识量是没多大变化的，并且消化掉这些知识就必须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而现在学生的在校时间本就不长，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副业课程又占去了学生相当多的时间，结果导致学生学习必考学科的时间捉襟见肘。于是老师为了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里，把原来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讲清楚的知识讲完，就不得不赶时间，抢进度。结果，学生囫囵吞枣式的听老师讲完课后，除了少数悟性好的学生外，大部分学生就像吃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一样感到半懂不懂。
这样一来，学生回到家后，其在学校里没有充分消化吸收的知识便成了转嫁到家长身上的负担。由于学生在学校里学的半懂不懂，不得要领，而家长大多又不是专业教育人士，对专业科学的教育方法往往也不甚了了。于是，一方面学生对自己的功课了解的不够，另一方面家长又对教育了解的不够，而这两个“了解的不够”碰撞到一起，必然会导致“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困局。
那么面对这样的困局，家长们又该怎么办呢？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助校外辅导机构。而且，不仅家长需要校外辅导机构教孩子做功课，很多学校对校外辅导机构也有需求。
例如，在北京很多家长没时间在3点半后陪伴孩子，这就需要学校在3点半后继续照管孩子。为了适应这一需求，政府便出台了一个“课后330”政策，要求学校在3点半放学后对留校学生的活动也有所安排。但按照规定，3点半后属于课外时间，学校不能安排教师给学生讲课。于是，有些学校便将3点半后的时间外包给了校外辅导机构，让他们来组织留校学生开展活动。
这样，校外辅导机构便成为了应需而生的市场主体，同时也成为了当下教育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虽然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对校外辅导机构予以严格管控，但校外辅导机构生意火爆的最关键驱动力是家长和学校有这方面的需求，只要这种需求仍然强势存在，政府靠行政命令对校外辅导机构进行强制规范的努力，就必然不会有实质性的收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