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换个心情，2016年，王欢跟老公一起来到了北京，“在亦庄那边租了个单间，家里开销全靠他。”孩子，一直是王欢的心结，“嘴里说着无所谓，但是看着别人谈论自己家的孩子，或者看到小区里玩耍的小朋友，打心底里羡慕。然后就想着养养身体，不行做试管婴儿吧。”
这些年，穿梭于各大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人群中，新增加的主力是70后、80后。然而，辅助生殖技术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还要考虑身体等多方面因素，加之传统“生育观”与当代“生育观”的演变、“家庭”观念与传统“家族”的冲突，很多家庭还是在辅助生殖技术的门口徘徊。
在王欢的老公看来，他觉得“没法接受，也不想媳妇儿再遭罪”。就在两人还没商量出个结果的时候，王欢怀孕了。“怀孕后，自己变得小心翼翼。”网上太多的信息措词都很唬人，她还是相信医生的，“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去哪就去哪。”
在妇产科，如果年龄达到或超过35岁，医生就会在病历上写下：高年初产，或者是高年经产，或者是写：高龄产妇，然后再备注上：“高危妊娠”。王欢觉得自己43岁怀孕，可以理解为“又老又危险”。
熬到了生产，产房里历经20个小时的阵痛，终于顺产了女儿。期间家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催她接受剖腹产，在她的坚持下顺产最终如愿。同病房的宝妈听说了她是高龄后，对她称赞有加，她觉得挺正常的事情没什么。
王欢认为自己能顺利生下女儿，之前多少的坎坷都不是事儿。毕竟在她身边，还有很多高龄女性博弈在高龄生育的路上。
倘若一旦成功怀孕，意味着下一场搏斗开场。
2018年初，王欢孩子一岁多了，家里开销越来越大，王欢做起了微商。“我是我们那个团队年龄最大的，精力也是最差的，女儿睡着后，我就抓时间疯狂地卖货，慢慢地我的销售业绩还不错，至少不用再向老公要钱了。我当时就一门心思，挣钱带好孩子，其他的一切与我无关。”
中年母亲把孩子看得比事业重要，却又无法舍弃事业，没有固定职业的全职妈妈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淘宝、微商、微店等灵活就业中去。一是仅靠男性一人养家难以支撑；二是害怕“什么也没做”“没有追求”“与社会脱节”等评判。
如今王欢的孩子上了幼儿园，王欢有了更多的时间。她推着婴儿车送孩子去幼儿园，“还记得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儿园，为了避免别人把我当成孩子奶奶或姥姥，我特意去染了头发。”在王欢看来，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反应速度慢了，对新鲜事物没那么敏感了。不过这些在她看来都无关紧要，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不敢生病，好好活着，留更多的时间给孩子。”
现在，活到100岁，是这个妈妈眼下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规则与自由
“我外孙女小时候总拉着我的手唱这首歌，那时候，她才到我的这儿。”听到背景音乐是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任冬枝眼噙泪水用手比划着，此时，从距离不到5米的卧室传来了三岁的小孙子的哭闹声，“午觉醒了。”
“这么多年了，记得自己是女儿、妻子、妈妈、姥姥、奶奶，却很久不曾认真的想起过自己。”任冬枝缓缓地说，“但是很值得”。
1948年的冬至，任冬枝出生在北郊农村，家里排行老三，兄弟姊妹六个睡在家里三间小瓦房的院子里，“以天为盖”的画面是最记忆犹新的。“家里没有那么多屋子，总共三十平方，穷呐。天一擦黑儿，就得卷着铺盖、凉席跑院子里占地盘儿了。”由于高中时期经历了变动，十几岁不谙世事的“小任同学”学业戛然而止。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兴起，任冬枝依靠农务为生。那时候，生产队的钟声一响，是需要小跑着到达生产大队，领取农活任务的，到得晚了，就积不到公分，意味着生活收入的减少。
1974年前后，任冬枝女儿和儿子出生了，她成为了一名母亲，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七平米的蓝色瓦房。除了老伴儿在村中小学教书一个月30块的“高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他们还养起了猪。“只能养一头，多了顾不过来的”，一年养一头猪，家里能增加一百块钱的收入。谈起初次为人母的感受，任冬枝有点不好意思，用“大脑一片空白”来掩盖嘴角不易被察觉的笑意。“那时候，在农村，养孩子还没有那么多规矩，穿带补丁的衣服，吃玉米面窝窝头是每天的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