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据，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准则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丹书铁劵(dān shū tiě quàn)俗称“丹书铁契”，又叫“金书铁券”、“金券”、“银券”、“世券”等，省称“铁券”。丹书：用朱砂写字;铁契：用铁制的凭据。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代代享用优遇或赦罪的凭据。文凭用丹书写铁板上，故名。为了取信和避免冒充，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前史沿革
据考，汉高祖刘邦攫取政权后，为稳固控制拉拢功臣，颁给功臣“丹书铁券”作为奖励。刘邦树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规章，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间的“符”也便是一般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据。“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慎重和确保“铁券”安全。但是，最早的“铁券”并无赦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据。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后代中，不乏获罪乃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常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乃至还呈现了大臣向皇帝请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今后，颁布“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功臣、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领袖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取得“铁券”的。并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逐步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著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保藏于我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前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添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后代乃至能够凭铁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慰民意，下旨优待柴氏后代，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便柴氏后人违法也不得加刑。众所周知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绘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的确有其前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准则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令上标准了“丹书铁券”的颁授目标，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间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纷歧，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全部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颁布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求查验时，只需将它们放在一同，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协助他攫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比较，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后代难免死。
清代，“丹书铁券”准则方被废止。
形制演化
始于汉高祖，后代沿之。原以丹书于铁板，故名。涌进仅为颁布给臣下的一种封侯及荣誉凭据。
南北朝今后，始具有赦罪免死的功用。西魏还密赐予欲归附者，作为归附后享有特权的确保，并听世相传袭。
唐朝在准则上作了明文规则。形制历代纷歧，后世基本上仿唐制。
金朝铁券状如卷瓦，刻字画栏，以金填之，半予功臣，半留内府，以御宝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