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4位战友的牺牲，作者基本是听闻的，并未亲眼所见，所以日记中缺乏死亡现场的细节，没有对死亡痛苦过程的记述，没有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更多的是惋惜、悲痛之情，是对战友的怀念，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联合国军罪恶的控诉和痛恨。
日记中也有对于敌人死亡情况的记述，但大多是寥寥数语，仅仅记录了歼敌人数。如“已歼灭了敌人五、六百名了”（1953年4月17日），“我们歼灭了大量的敌人”（1953年4月19日），“捷报传来了，歼敌一千四百多名”（1953年7月7日），“好消息：我部此次战斗共歼敌四千余”（1953年7月14日），“歼敌两万余”（1953年7月20日）。
作者笔下，也记录了朝鲜人民的死亡。如作者刚到朝鲜不久，在1952年9月18日的日记中记下：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指指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孩，又用手指指山上然后指指胸口。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这两个小孩的父亲，被美国鬼子枪杀在山后。
一年后作者回忆，当时感到“深沉的哀痛”，“一切都不安起来，我们好像感到在我们的身后倒塌了一座青山”。（1954年3月5日）
作者在日记中记述的对于斯大林逝世的极其悲痛之情，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在当时却是一种常态，是很自然的一种感情流露。作者的上级和战友，无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表现出对于斯大林逝世感到“极度的悲痛”。（1953年3月9日）
总体上，日记中所记述的不同群体的牺牲和死亡以及对其的感受，所表现的是作者长期受苏联、中国革命历史等红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观，即敌人的死亡或者灭亡是注定，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是值得高兴的、令人激动的。人民的死亡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同志或战友的牺牲则是令人痛苦的，值得铭记的。领袖的逝世是令人悲痛的，值得怀念的。根本上，是从阶级分析、敌我分明的视角分析、评判不同的死亡，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的。因而，当可恶的敌人放下武器，成为战俘，作者的态度马上就转为宽容、同情了。
前几天和昨天，我看到了美国俘虏。有黑人、白人。有两个还穿着尼龙避弹衣。我虽不懂英语，我却看到一个现象，几个黑人心地似乎很轻松，常现笑容，而白人较为沉思，低垂了头。“骄慢的文明人”呀！今天不是征服者，今天是俘虏。谁知道他们是加利福尼亚的失叶（业）者，抑或是密士失必河（密西西比河）岸的破产农民？你们到朝鲜来参加“肮脏的战争”是你们的不幸，但今天你们成了志愿军的俘虏，却是大幸。你们到了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见到了人道。黑人也许是汉尼巴的后裔，但生长在美国他们受够了种族的歧视；白人也许是吉姆·克罗主义。但是到了我们这儿种族是平等的。我们反对吉姆·克罗主义。我们最讲人道。我们永远是红旗下威武的胜利者。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你们将有更多的人做我们的俘虏，因为正义是属于我们的。（1953年7月12日）
作者认为，“这些美国大兵们，是不希望作无谓的流血牺牲的，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他们是被迫来参加战斗的。”（1953年7月29日）
70年前，红色文化所熏陶的死亡观，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抗美援朝最终能够取胜的重要精神动力。如今，战火早已熄灭，当年参加战斗的敌我双方绝大多数人也已逝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我们应该认识到战争本质上是残酷的杀戮，会给敌我双方带来最惨痛的后果：最宝贵的生命的消亡。战争只是手段，而对和平幸福的生活的向往则是世世代代共同的目标。为了人类共同的明天，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智慧和耐心去消弭战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之“志愿军老兵钟一口述访谈和日记整理”项目成果，由项目组授权澎湃新闻首发。项目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石芯于、杨润雪、史雅琦、王砚龙。）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
这里有一千多朝鲜的孤儿，都是由公家抚养的，他们的父母都是被美帝国主义杀死的。
由这些听闻的和想象的朝鲜人民的死亡，作者进一步增强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痛恨，对于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的悲悯和同情，坚定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