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兰特对巴塞罗那所闻所见有感而发时，奥威尔已经离开。奥威尔只在巴塞罗那待了七天，便被派往阿拉贡。在开往阿拉贡的列车上，奥威尔吃着肥皂味的香肠，喝着红葡萄酒。两人唯一一次同时出现在巴塞罗那，在三个半月后，准确讲是1937年4月26日至5月10日，奥威尔回来休假。短短半个月，他们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的定义。然而，勃兰特并不认识英籍志愿兵埃里克·布莱尔，奥威尔对23岁的德国社民党党员勃兰特也一无所知。
在阿拉贡的奥威尔，领略了西班牙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面。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在行，唯独打仗例外。他们的极端低效和反强迫症人格，让奥威尔怀疑人生。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诅咒交通信号灯，因为它干涉了他的驾驶自由。
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是无政府主义军事风格的集大成者。他们战训不足、装备更不足，即使有也是既老又旧，一战时的武器已属上品，绝大多数士兵用的是1890年生产的毛瑟步枪，配发的手榴弹由于导火索不可靠，往往尚未出手就已爆炸。使用劣质武器的，主要是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乌合之众的战术，是低配版的堑壕战。他们蜷缩在初春的战壕里，忍受着寒冷、饥饿、困倦和零星的枪声，身边窜来窜去的老鼠比敌人更令人心烦意乱。对于交战双方而言，推进战线几无可能，拉锯是常态。毕竟，佛朗哥叛军也面临着相同问题：武器和弹药不足。更何况，叛军也是由多血质的西班牙人组成。
奥威尔将阿拉贡的经历称为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他招供：“从1月到3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3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奥威尔的战友、比利时人乔治·柯普则说，这不是战争，只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苏联作家、未经总编批准便擅自前往西班牙的《消息报》记者伊利亚·爱伦堡，有幸成为喜剧的目击者。1936至1937年，他多次出没于阿拉贡地区。1937年3月，共和派部队围攻韦斯卡时，爱伦堡也在前线。很巧，他采访的部队正是奥威尔所属的列宁师。无法确认爱伦堡是否在前线见过一位上穿黄色皮夹克、下套灯芯绒马裤、头戴黑褐色钢盔、扛着老式德国步枪的高个子英国人。反正，在他给《消息报》发回的几十篇战地报道中对奥威尔未着一字。奥威尔也未在回忆中提及爱伦堡。两人同在前线，互不知晓。但爱伦堡的报道却佐证了战事乏善可陈，他写道：韦斯卡战役很难称得上是一场像样的战斗。给爱伦堡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阿拉贡地区光秃秃的山坡和火红色的岩石。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可有可无，1937年3月底，奥威尔借手部伤口清创手术的机会离开了阿拉贡，4月底他回到巴塞罗那休假。事实上，奥威尔有着更大的抱负或者说幻想，他想去马德里投奔国际纵队，打更带劲儿的仗。这是奥威尔第二次动加入国际纵队的念头，第一次他在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那儿碰了壁，第二次他连碰壁的机会都没有。对于这位当了祖传银器来为马统工党战斗的英国人，莫斯科给出了差评。在莫斯科眼里，马统工党等于托派，等于第五纵队。众所周知，莫斯科是国际纵队的老大哥，也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老大哥。
一厢情愿的奥威尔，自然不知道远在莫斯科的老大哥正注视着他的，他也不知道共和派内部是何等派别林立。共和派内部的矛盾，甚至大过共和派与佛朗哥之间的矛盾，而反对佛朗哥原本是把各个派别勉强捏合在一起的虚拟理由。
好在现实教育了莽夫，让他迅速成熟起来，变得清醒而冷峻。回到巴塞罗那，奥威尔第一眼就发现了此处的变化：革命气氛消失了，至少高潮已经退去。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搔首弄姿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宾馆里，服务生又穿上了上浆的衬衫，一起回来的是阿谀奉承和小费。
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国民警卫队，代表政府收缴民兵枪支、整编民兵武装。冲突在所难免。
1937年5月3日，战斗爆发。触发点是巴塞罗那电话局，这里原来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国民警卫队对电话局的管理不满，企图夺取，无政府主义者予以拒绝并开火。战斗随即蔓延到整个城市，街垒战在城市各个角落展开，巴塞罗那陷入瘫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