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马统工党也卷入了战斗，尽管他们人数很少，只有60杆步枪。奥威尔于战斗爆发次日赶到马统工党总部，他被派往总部正对面的波利罗马电影院执勤。此后三天三夜，他一直蹲守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塔楼。透过塔楼小小的窗户，他看到了周边数英里的景观：细瘦高耸的楼房，耀眼的彩色瓦片、奇妙而又弯曲的屋顶，向东望去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海面，这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
奥威尔在波利罗马电影院塔楼眺望地中海的那几天，勃兰特马统工党总部收集采访素材。两人如此之近，近到可以隔着街道相互喊话。但时空的交集，只有轨迹意义，却没有任何社交价值，他们并不自知。
根据海明威的单方面记载，在二战临近结束的1945年2月，他与身为战地记者的奥威尔在巴黎丽兹酒店终于见了一面。依然那么憔悴的奥威尔，向海明威借了一把手枪，因为他怀疑俄国人在追杀他。这是西班牙内战留下的创伤记忆。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曾像一家生意兴隆的青年旅舍。各地的年轻人，在此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时间摹刻下了他们交错和叠加的轨迹。入住旅舍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自己被命运摆布。现在，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
奥威尔、卡帕、海明威，都曾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进入西班牙，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佛朗哥。但当他们走出西班牙时，都一脸失意。他们为之奋斗的一方，没能成为内战的胜利者。相反，他们之间却因党派偏见而势如水火，曾经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兵戎相见。理想散落，无人捡拾。
加缪说，在西班牙，人们认识到，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仍会被打败。西班牙发生的事，是一场纯粹个人意义上的悲剧。
奥威尔、卡帕、海明威的结局都有悲剧的因子。奥威尔于1950年1月因肺结核病逝，一个与恐惧一样，终身困扰他的问题。他是三个人中死得最早的，也是唯一寿终正寝的。卡帕于1954年5月在越南采访时不慎踩雷身亡。毕生追逐战火和死亡的人，在战火中见证了自己的死亡。但这一次他没来得及按快门。海明威于1961年7月在家里用猎枪打爆了自己的头。从不屈服于命运的硬汉，在他死前的20年，发现人生被一张无形的大网所笼罩，难以摆脱，也难以言表。于是，他以自主选择死亡的方式来证明命运并非无所不能。
纯粹个人意义上的悲剧，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尤甚。
参考书目：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乔治·奥威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杰弗里·迈耶斯著， 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版
《卡帕传》，阿列克斯·凯尔肖著，海南出版社2003年8月版
《失焦》，罗伯特·卡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尼古拉斯·雷诺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丧钟为谁而鸣》，欧内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版
《流动的盛宴》，欧内斯特·海明威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斯大林肃反秘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著，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维利·勃兰特传》，维·赫·德拉特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12月版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倪慧如、邹宁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对于“内战中的内战”，勃兰特给出了充满调和意味的解释：马统工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西班牙共产党对之镇压则显得用力过猛。勃兰特的说辞暗合了某种现实的政治逻辑：无政府主义者会成为所有政府的敌人，哪怕执政者是他们曾经的盟友。
后来公布的档案表明，勃兰特抱有太多的善意。早在1936年12月，也就是奥威尔来到西班牙之前，斯大林就已对西班牙共产党下达了剿灭马统工党的密令，“内战中的内战”无非在执行这道密令。为此付出的代价是400人丧生、1000人受伤。
血腥一周后，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派来了人民军。巴塞罗那的秩序恢复，西班牙共产党和国民警卫队成了新秩序的裁判。街垒被清除、武器被收缴、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来、他们的报纸被查封或受到严格审查。一幅显然是巴塞罗那地方政府授意的海报贴遍了大街小巷，海报上一位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带有纳粹卐标记的丑陋嘴脸。坐实了，这个不情愿地被打上托派烙印的左翼小党将承担所有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