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商而优则学，在一百多年前，因商业繁荣起来的包头，也加快了发展教育的步伐。在接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私塾教育之后，在革命形势汹涌澎湃的形势下，包头人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官办学堂。尽管最初连校址都难找，尽管经费是东拼西凑，尽管学生还需要挨家去“劝招”，但作为包头近代教育的先声，马王庙两等学堂（后称马王庙小学，现为胜利路小学）还是以“石破天惊”的姿态，给当时的封建礼教上了自由的一课。
科举废 庙里办起洋学堂
在学堂出现以前，老包头的教育形式仍以民间私塾为主。虽然在马升驻守包头后，为了方便随军子弟就学读书，曾组织大商成立了“四大义学”，但仍以启蒙读物为教材，强调的是三纲五常。而在举人、秀才甚至下架子的商人开办的私塾里，学童们每日也只是咿咿呀呀读着《百家姓》《三字经》，接受着封建教育。
学堂在包头的兴起，其实与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关，那就是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后，中国各地都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所谓的兴学堂，是洋务教育的重要方针之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均由官方推动。
马王庙两等学堂成立的具体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时的绥远将军兼恳务督办贻谷，任命姚仁山为山西盟恳务总办驻节包头，下令要在包头办一所两等学堂。
这位叫贻谷的人，此前是清廷任命的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被任命为绥远将军后，不但在绥远创办了新军，还试办了武备学堂和一些新式的中小学堂，并资送绥远学生出洋，或就北洋学堂肄业，算得上是一位政治教育家。
虽然名义上是官办，也是福泽深厚、惠及地方的一项举措，但当时的上级财政并不愿意出这笔经费，于是还是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老路——地方自筹。在姚仁山的劝募下，上至巨贾，下至小贩，都要有所表示，这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捐”：水果捐、鹅毛捐、鸡鸭鱼捐、戏捐，甚至还有妓捐。因为经费紧张，所以当时也并未专门建立校舍，而是将学堂地点选在了马王庙。
具体负责筹办马王庙两等学堂成立事宜的，是余宝滋和郭鸿霖。余宝滋彼时的身份是萨拉齐同知（清朝官名，为知府的副职），在当时的包头教育界小有名气，而郭鸿霖也是本地的名士。其后，郭鸿霖出任了马王庙两等学堂的第一任堂长。
善子弟 崇文重教风乍起
跟当时国内的那些外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等“洋学堂”不同，马王庙两等学堂还没做到那么专业，教授的内容也并非“中体西用”那么高端。所谓的两等学堂，有高等和初等之分，学堂成立之初，普通民众对其制度、性质和课程设置的重大意义并不认识，甚至认为上“洋学堂”便是随了洋人，宁可把孩子送到私塾就学。
姚仁山为了扩大学堂生源，便专门成立了一个“劝学所”，并设学董一职，专门负责“劝学”，但也只拉来了几个士绅子弟。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宣统帝退位，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颁布实行新政令。其后，包头两等学堂改为包头高等学堂。1915年，刘昆被聘为包头高等学堂校长，聘私塾先生崔仲实担任国文和讲解经史教员，并把他所教私塾的学生并入学堂。此时，包头高等学堂的学生人数已达到二十一名，他们组成了学堂的“高等第一班”。
当时学堂所教授的，有国文、算术、博物等课程，虽然类别没那么繁杂，但之于当时的私塾，已是非常先进了。慢慢地，本地的乡镇甚至周边城市的学生也来入学，这算得上是包头最早的“教育移民”了。
马王庙两等学堂可谓人才辈出，比如曾担任绥远地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和归绥中学校长的王定圻就曾在这里就读。因首任堂长郭鸿霖加入中国同盟会，马王庙两等学堂也成为了包头同盟会会员活动中心，同盟会的会员们经常在师生中宣传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大革命时期，学堂的一批教员先后加人中国共产党。
学生的课本以及笔墨纸张，都是从太原购买的。在学堂出现并兴起之后，老包头城内也出现了“笔商”。在1915年，西前街义泉涌巷南口还开设了一家叫“明善堂”的书局，销售文房四宝和启蒙课本等书。此后又有本地士绅李博温开了聚英书店，采购上海出版的小说、课本、笔墨纸砚等文具。一间学堂能使教育之火成燎原之势，甚至让一个地区掀起重教之风，也算居功至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