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与我们之间的故事可谓是源远流长了。在古代，古人将玉之美大致分为五德—（仁、義、礼、智、信），那时，借用玉来颂扬人比比皆是，可是为什么玉会从观赏物变成食用物品呢？这就需要从玉的过往来细细说到了。
玉之历程
中国的玉文化的发展历程是神玉-王玉-民玉。
玉被神化于上古时社会结构正在改变之时，拥有神权的巫成为上流社会人物，为了能有更多的话语权，他们将玉神化成事神，媚神的工具。在瞿兑之先生的《释巫》中曾有记载：巫也者，处于人间而求人之道而通于神明。人嗜饮食，故巫以牺牲奉神。正是由于他们的编造，而使得玉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物，也制造了属于玉、巫、神的体系维系权力。
而王玉的形成于奴隶制社会统一王朝的建立—夏商。随着王权进一步的巩固，以巫术为主导的古代原始宗教逐渐没落变成以新型宗教（礼制）为主导，玉成为礼制上使用的重要器物。
民玉的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期，诸侯争霸，礼乐制度崩坏。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记载,“汉氏诸陵无不发掘, 乃至烧取玉匣金缕, 骸骨并尽”，在 黄初三年( 222) , 魏文帝曹丕鉴于盗墓之风盛行下令禁止使用随葬的金缕玉衣, 以杜绝奢糜和盗墓之风,实行薄葬制度。
这实际上是以官府的命令改变过去的礼制成法，而王粲的佩玉制度更是使其改变，《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魏国既建，(粲)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在这制度下玉的迅速普化。
而在西晋摯虞的《决疑要注》也可以看出佩玉制度所做出的贡献:“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社会背景下的魏晋
魏晋时期下的天灾人祸可不少。在魏晋时期的200年间，天灾总计518次，也就是说不满五个月就有一次天灾，而瘟疫则更加惨烈，曹丕在《与吴质书》之中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徐干）、陈（陈琳）、应（应玚）、刘（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连建安七子在瘟疫的肆虐下死去，那普通人呢？
除了天灾以外还有人祸，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最为纷乱的时期，无数人死在了战场的硝烟之下，连曹操也曾在自己的诗《篙里行》中感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场景。
此外，战争的灾难只是一方面，而在政治上的迫害是躲避不了的，尤其是政争，可能随时会有“莫须有”的罪名降临在自己的身上。魏晋的名士们，不仅与百姓一样遭受灾荒和瘟疫的威胁，而且还要忍受统治者的残暴。在这个可怕的时期下名士们因言论有违于当权者，要么像“阮籍一样佯狂避世”，要么被统治者肆意诛杀，如曹操对孔融的“大逆不道，宜极重诛”和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因触怒司马昭而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的刀下冤魂。
在《魏晋食玉文化研究》中魏晋之际，多事之秋，“名士少有全者”，饱读圣贤之书的文人雅士在当时社会上是最为敏感的群体。虽然在个体死亡的绝对数量上与前面的天灾、战乱要少得多，但是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很沉重的。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时代，死亡恐怖的全方位地威逼着魏晋人。
思想的崩塌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给王朗写了一封信：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加冕为王的曹丕对于瘟疫也如此悲凄，那？对于所谓的清流名士，苦读诗书十余载，只为得以摘取属于读书人的荣耀，可是人生的苦难，却让他们寸步难行，苦于人生，也让他们必需衍生出自己的快乐。
这时候以“阮籍之啸”以及在范晔《后汉书·逸民传》中记载的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魏晋名士放松自己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