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元明清时代对海洋的态度，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海禁、闭关锁国。庞大的东方帝国似乎对海洋完全提不起兴趣，也与未知的蔚蓝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与缘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湾内，坐落着一座不大的小岛，这里承载着中国近千年的海洋记忆，从最具规模的王朝海运，到中日之间的甲午海战，无不与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是刘公岛。
如今的刘公岛元帝国的生命线
公元1271年，忽必烈宣布元朝正式成立，并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之所以选择定都于此，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北京满足了连接中央欧亚以及充当东亚交易要塞的条件。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当时，中国的江南地区已经得到了高度开发，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中心，那么费尽千辛万苦征服了这片土地的元朝当然也理所应当地把国家财政基础的重心放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但是如此一来，以秦岭-淮河为界，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中心被分割开来，缺少联系，这迟早会带来帝国的畸形发展与地区动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朝的统治者想了很多解决方案。
一说起解决中国古代的南北交流与物流运输的问题，无论是谁都会首先想起大运河，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大运河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一方面，从隋唐时期到元朝初年，由于时间久远与频繁战乱，大运河的部分河段已经泥沙淤积，无法使用。另一方面，隋唐时代的政治中心在关中地区，隋唐大运河连接的也是长江下游地区与黄河沿岸的长安、洛阳等地，但是北京位于远偏于长安的东北方向，双方运输路线不一致。
元朝初年，统治者还真就恢复了永济渠以运送南方物资，但是通过这段路到达北京首都圈，不仅要走一百多公里的陆路，而且与从江南到北京的直路相比，还多绕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
利用隋唐大运河这条路行不通，元朝不得不摸索新的路线以解决帝国的痼疾。一开始，统治集团并没有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思路依然是“舍弃隋唐运河、开凿其他运河路线”这样的传统手段。他们提出，要从山东半岛的南端开凿运河，一路向北，以连接黄海和渤海。
这个方案看起来简单粗暴，但的确能大大缩短运输路程，减少开凿、维护运河的成本，但是，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这条运河由于水位太低而并不能保证运输船只安全通过，最终只得作罢。
在“运河”这一传统手段无法起到作用时，元朝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蒙古帝国有一个将军，叫做伯颜，在忽必烈的邀请之下，公元1274年，他出任讨伐宋朝的最高统帅。当时，伯颜把大本营安置在襄阳，并编成大量水军部队，一切集结完毕后，水军沿着长江顺流东下，给宋朝带来致命一击。后来，伯颜又负责沿着海路将战利品运往大都。可以说，在元朝的整个首脑阶层当中，伯颜是最精通水军的人。
当元朝决定利用海路来运输江南物资之后，伯颜也不可推脱地成为了这一计划的实际负责人。公元1286年，伯颜不负众望，第一次沿着海路将江南货物成功运输到了大都，证明这一计划可行。
但是最初的路线是从长江下游的浏家港出发，一路沿着海岸线，在黄海沿岸绕着山东半岛走一圈，最后进入渤海，这样的安排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海上风暴的侵袭，但是由于靠近海岸线，一路上的浅滩暗礁实在太多，非常容易发生触礁沉船的事故。于是在几次航行之后，伯颜决定从长江入海口出发之后，直接驶向海面，经过山东半岛头部的成山之后，进入刘公岛。
对于元朝而言，沟通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是何等的重要已经无需赘言，从长江入海口到山东半岛的海上航路也无疑成为了元朝的生命线，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家航运的过程中，作为海路终点的刘公岛也逐渐有了名气，被人们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