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一直有小品文这个写作传统。小品文实际上发源于先秦时期的诸子“语录体”小文，如孔子《论语》、老子《道德经》等。然后，在魏晋南北朝代时，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取得一个新的发展，在唐宋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小品文的优秀篇章。如苏轼《书临皋亭》、《与毛伟瞻》。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许多小品文写魏晋人的特立独行的生活与气质，写出了“竹林七贤”等魏晋士人的言谈、举止、趣味、习尚等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所表现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价值追求，即一种魏晋风度。风度的本质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内在品格的美学显现。魏晋风度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伴随魏晋玄学兴起形成的人物审美形态，是一种精神气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如《雪夜访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写王徽之的一种逍遥自由，率性而为、乘兴适意的生活态度。再如北宋苏轼《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写东坡居士酒醉饭饱之后，倚靠在几案上休息。左边白云缭绕，清澈的江水在右边回旋，树木和山峦从打开的门窗映入眼帘。面对静谧、宏阔的自然界，苏东坡忽然有所感悟：他好像在思考什么，而实际上却没什么想法，只是惬意地享受宇宙万物给人类馈赠的这一切。与大自然的博大慷慨相比，苏东坡感到生活于其中的人类自我实在是惭愧呀！
小品文在晚明清初形成一个繁盛的时期，以张岱、袁宏道等为代表，出现了《陶庵梦忆》《虎丘记》等许多优秀的小品文。如张岱以“小品圣手”名世，他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所以，张岱小品文的特点即是具有“真气”“深情”，短小而有雅趣。王国猛的《文章不在长》一文，专门谈到短文的妙处，他以张岱《湖心亭看雪》为例，谈到这篇159字的晚明小品文在描写西湖冬雪时的三个特点——“静冷”“高远”“雅趣”，认为“情境皆出，神韵超绝，底蕴深厚，视角奇特，剪裁绝伦。”这种归纳是很准确的。几百年来，中国小品文形成了小、真、趣、活、雅、闲的审美特征，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以降，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一种“现代小品文”应运而生，代表作家有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以抒写闲适散淡的日常生活为其特征，影响了现当代的散文创作。曹聚仁这样评价周作人的小品文：“他的作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可以看到，从古代至现代，中国小品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散文与议论文两种。从题材上看，《论语》《道德经》并不是散文，而是一种议论文，而盛行于各个朝代的大量文言序跋，也是一种篇幅短小的小品文。王国猛的“小品文”显然是延续了源自《论语》《道德经》这一条路的短篇议论传统，这表现在文体上。因为各个朝代的文言序跋仍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王国猛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新小品创意段落”，是一段一段的，以段落为单位，非以文章为单位。王国猛的这种新小品文既不同于当代的散文创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文，而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新语录体”“新随笔体”。散文注重抒情，杂文注重议论，但从文体美学角度看，不管是散文，还是杂文、随笔，都讲究文章的完整性，即有“头、腹、尾”，古人所谓“凤头、猪肚、豹尾”。必须有文章的开头、中间展开部分、结尾。但王国猛的“新创意小品文”，恰恰突破了现、当意义上的散文、杂文与随笔的概念，而是无“头、腹、尾”的严格区分，是一种有了灵感与想法，就率性而发的写作，具有即时性、零碎性、突发性、偶然性等特点。这是继承了自《论语》《道德经》以来的“语录体”“随笔体”的优良传统，但其语言大多是一种精炼生动的现当汉语，当然，也不乏一些非常优美的文言、半文言的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