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猛的这种新小品文，大多具备一种创意与新见，他能写出一种与众不同、却很在理的新观点。王国猛这种“灵魂深处的光”时时闪烁在他的小品文中，虽然文字不多，却发人所未发，闪烁着一种思想的火花与灵魂的光芒。
如《官文一体》，将古今官员的理想追求进行比较，提出思考：“古代官员常恨自己文笔不逮，以不能执文坛牛耳为憾；现代官员都怕别人说自己是个文人，似乎文气沾身便损了官气。”这种反思很有价值。作者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这也可理解为是对当代社会形态与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作者提出古代“官文一体”的为官特征，而当代则是“官文分离”、造成两张皮，这究竟是为什么?“以前像欧阳修、苏东坡这种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的官员，一直受到天下士子的尊崇，走到哪里都有人慕名前往请益。现在的有些官员，宁愿被人私责不学无术，也不愿被人公赞文人情怀。文人与官员，从古代的融为一体，不知何时变为现在的彼此轻慢。其实，我们对古人的欣赏和尊敬，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官文一体，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点亮了后人的思想，拨动了后人的心弦。”王国猛的观点不同流俗，是独立思考之后的一种理性的认知，因而难能珍贵。
《消失的故土》抒写对现代化大潮带来的对农业文明的留恋与怀念，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思，“幼时爬过的树已无影无踪，上过的学校已变成娱乐厅，捉迷藏的里弄小巷都‘长’出了高楼大厦，特别是父母呼唤的声音不再于那烟火缭绕的空中回荡。既无‘土’可依，又无‘故’可寻，现代人只能在华丽的城市消耗着身体，流浪着精神。”这种对现代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人的精神无所归依、精神漂泊的现状揭示，情感的撕裂，灵魂的重置，实际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戕害的冷静思考，其中涉及到自然生态与工业文明的关系。王国猛持一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道家哲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反思，留给读者无限的人生感慨。
在《学贯中西为佳》中，他进行古今文体之比较，主张不能一味盲目崇拜西方，尤其是文学创作与研究。他谈到：“古人重诗文，而将小说传奇归入稗官野史。”古代文人的文体观念，看重诗文，不重戏曲小说。他对“五四运动”以后，西学东渐，时人对西方文学观念照搬全抄的情形提出质疑和反思，认为百年来新诗和小说最为畅行，小说创作蔚为壮观，但似乎至今也未超出《红楼梦》水准。“现当代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一瞬，就算掘地三尺，也未必能挖出真金白银。”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有点偏激；细思却甚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高峰在古典主义时期。现当代，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转变，儒学大厦坍塌了，旧的社会形态与伦理秩序遭到了毁灭性的推翻，但从美学本体而论，现当代的文体创新，由中国文化的整体“现代性”所带来的中国文学的文体革新，有其符合历史发展大潮的积极的一面，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完成是以推翻、牺牲中国传统文学的本体美学特质为代价的。所以，王国猛说：“很多学者祭起西学东渐的大旗，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想法来个拿来主义，如获至宝地贩卖出售，互相以此为能。闻者颔首，便引为同类。其实老祖宗留下的思想，足可资以研究之用，借鉴现代化西方观念，融会贯通，汇成一家之言，方是关键。”他这里，并不是否定借鉴西方，而是强调对中国本土文化永葆自信的重要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文化自信为根本，适当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融会贯通，汇成一家之言，才是关键。可谓客观深刻。
《中西诗歌与小说之较》一文也有类似的观点。王国猛说：“诗词，其实已经被唐宋文人写完了，唐诗宋词双峰并峙，后人再也无法超越。那些菲薄唐诗宋词者，都是些浅薄之人，没有涵养诗词的气韵，倒是学了文人的轻狂，特别是有些人对于自己祖宗留下的东西百般看不顺眼，非要觉得西方的诗歌高出一筹。其实西方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才出现了一些富有成就的诗人，如普希金、歌德、雪莱、拜伦、艾略特等，而中国早在一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屈原、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引用木心观点，认为西方的诗歌成就不及唐诗宋词。认为“中国本是个以诗文见长的国度”，对有文人认为“中国诗歌落后于西方远矣”的观点提出质疑与批评，显示出他的一种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宽广的学术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