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謩一朝荣登相位，立即开始修缮家庙，这是重塑家族形象、振聩家声的重要举措。留存至今的《魏公先庙碑》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据碑文记载，魏征生前曾在长安昌乐坊建有家庙，后来嫡裔子孙不能奉祀，家庙遂破败。魏謩入相后，重新修葺了家庙，除了祭祀魏征外，还祭祀他自己的父、祖、曾祖三代。按照礼制，只有嫡裔才能直接祭祀魏征，其余各房只能是陪祀，换句话说，魏謩其实并没有权力直接祭祀魏征。但当时的情况是，在得到唐宣宗的首肯和支持下，魏謩凭借官位，事实上抢夺了嫡裔的地位。这一次魏氏中兴，其实意味着家族内部权力格局的重新配置，原本属于支裔的魏謩一系，借由官位的显赫完成了“夺宗”的过程，成为魏氏大宗。
魏征的历史遗产
“贞观之治”作为政治清明、君臣关系融洽的典范，一直以来都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除了唐太宗以民为本、克己纳谏外，自然少不了魏征的功绩。魏征留给后裔的历史遗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他忠直极谏的臣子本色，这是他在唐初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彰显其价值的最有力方式。第二，是魏家寝堂，这是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的“纪念碑”，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后者本质上是植根于前者的，是前者的外在表现。
与唐初功臣集团中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讲求实效的政治家不同，魏征主要是作为一名谏臣而存在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房、杜等人的事功逐渐淡去，魏征“谏臣”的形象则因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观念而凸显出来，他受到了士人阶层的盛赞，并成为“贞观故事”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从中宗到玄宗开元前期，由于“贞观故事”成为朝野共享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官方开始主动提升魏征的历史地位。此时，统治者对魏征的理解基本集中在“忠直”上，认为臣下敢于进谏、皇帝勇于纳谏，这就算是恢复“贞观故事”了，也就是说，“贞观故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与此相适应，魏征也被符号化了。这势必造成一种可以预见的后果：一旦皇帝对“贞观故事”不再感兴趣，官方对于魏征历史地位的评价自然会下降。开元中期至德宗即位前，魏征就处于这样的境遇。德宗以后，由于局势的变化，魏征的历史价值再次凸显出来，“君明臣直”进一步被符号化。随着宪宗、文宗、宣宗几任皇帝孜孜于恢复贞观、开元之盛，魏征具有“匡君之大德”，其“致唐无疆”的历史地位也被推向高峰。此时，其五世孙魏謩的出现恰好迎合了皇帝翘首企盼新时期“魏征”的心理，由此带来了魏氏家族的中兴。
隋唐之世，随着门阀势力的逐渐萎缩，当朝官品成为家族繁盛的最重要保障，然能跻身高位者，借由事功、军功等因素，种种不一，功臣后裔走向衰微本属常态，魏氏家族在唐前期的发展状况亦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其家族的兴衰又天然地与先祖魏征密不可分，究其根源乃在于“魏征”在后来被符号化，变成了一种政治资源，这是其家族区别于其他功臣家族的地方。因此，忠直、极谏是魏氏兴衰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魏征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子孙们。#魏征#唐太宗#贞观收藏
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
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这一点又深刻影响到了魏氏家族的盛衰。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取自《周易·系辞》，“贞”是正的意思，“观”就是看，“贞观”的意思是示人以正、正大光明，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表明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决心要当一个明君了。
唐太宗最被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善于用人，虚心纳谏。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共治提到如此高度，在帝制时代是十分难得的，与后世“伴君如伴虎”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迥异。二是以民为本。唐太宗的立国路线是儒家的德治，比较注意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此，君臣都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两点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持之以恒却是极难的，需要君臣两方共同努力才行。贞观的大部分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较好地履行了这两点，所以贞观时期虽然称不上盛世，却被后世奉为政治清明的样板。贞观时期的诸多政策、做法被统称为“贞观故事”，成为后来封建帝王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