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謩中兴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有一股潮流，认为玄宗时代科举考试重诗辞，导致儒家的礼义不行，在面对叛军时，忠义之士太少，以至于叛军能够长驱直入长安。所以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这种对于仁义、礼让、德业的推崇，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回归，而此时所处大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与唐初又颇有几分相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贞观故事”对于凝聚民心、重塑李唐正统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唐德宗是安史之乱后颇有作为的一任皇帝，他即位之初，胸怀大志，一副振兴的气象，重擎贞观旗帜亦是凝聚人心的有效手段。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二月，朝廷检勘武德以来实封陪葬配飨功臣们名迹崇高者，魏征居宰臣一等第五位，这是高宗以后官方首次明确给予的定位。“魏征”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当时君臣的奏表、论赞、箴铭中，如德宗《君臣箴》里说：“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征，佑我文祖，君臣协德，混一区宇。”对李唐王室有再造之功的李晟也说过：“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我们细审君臣的这些评价，可以发现，后人更多的是记住了这位铮铮谏臣的忠直及其与太宗之间无隙的君臣关系，也就是说，太宗与魏征间的“君明臣直”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是当时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
魏征的历史价值重获统治集团的重视，到唐宪宗时有增无减。魏征老宅被质卖后，又经几次转卖，析为九家。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上疏，愿意出钱赎魏征老宅，还其子孙。此举遭到白居易的反对，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魏征尽忠辅佐太宗，优恤其子孙，本是朝廷之事，李师道此举有僭越之嫌；第二，魏征老宅内有太宗特赐建的寝堂，事关皇家恩典，尤不能假手臣下。宪宗这才恍然大悟，由官方出资将故宅赎回，赐还魏征后裔，禁止质卖。可见，由于有了太宗“殊恩”这一重光环，魏征与其故宅其实已经融为一体，官赎故宅赐还子孙，这是“事关激劝”“以劝忠臣”的大事。第二年，进士科考试以“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导直臣”作为诗题，这自然会左右当时的士风。如陈彦博赞颂魏征诗云：“生前由直道，殁后振芳尘。雨露新恩日，芝兰旧里春。勋庸留十代，光彩映诸邻。”裴大昌诗云：“必使千年后，长书竹帛名。”吕温《凌烟阁勋臣颂》里颂扬魏征“公以其心，匡饬圣唐。为唐宗臣，致唐无疆。致唐无疆，永式万邦”。这显示了德宗以降，重建秩序、中兴大唐成为王朝共识的大背景下，魏征的历史价值再度获得了统治核心层的认可。
魏征历史地位的重新提升，给后裔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除了重回故宅居住外，他们在仕途上也有了明显起色，如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月，魏征五世嫡孙魏猗授湖州司马；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十月，魏征四世孙魏可则授南阳县尉。这都属于额外恩典，没有走正常的晋升程序。在中晚唐诸帝中，唐文宗对魏征最为尊崇，这为魏氏中兴创造了机会。大和七年（公元833年），魏征五世孙魏謩中进士，成为同州刺史杨汝士的僚佐。两年后，杨汝士升户部侍郎，当时文宗急切地想复制如太宗与魏征那样的君臣关系，积极寻访魏征之后，杨汝士趁机推荐了魏謩。这一年十月，魏謩被提拔为右拾遗，并很快展现出不畏权贵、敢于进谏的个性。文宗甚至对宰臣说：“昔太宗皇帝得魏征，裨补阙失，弼成圣政。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间，必能极谏。不敢希贞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矣。”皇帝将自己得魏謩比于太宗得魏征，受此鼓励，魏謩忠实地履行着进谏的职责，两三年间即从右补阙升到了谏议大夫，连升了十三级，大大超出常规的升迁年限。唐文宗去世后，魏謩因受牛李党争牵连，被唐武宗贬为信州长史。唐宣宗即位后，魏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很快便迁御史中丞，又兼户部侍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他备位宰相。唐宣宗经常说：“魏謩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更重之。”可知其之所以重用魏謩，和魏征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