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昌盛时期“色养”老人的故事更能体现唐代文化养老的先锋带头作用，对于宰相王爷这样的富人赡养老人是没有基本的经济顾虑，自然孝道的体现就是在关注老年人精神和对待老年人态度上。唐朝良相房玄龄是史上有名的道德楷模，房玄龄是随李世民一起创立的大唐，他善于谋划与做事果断的杜如晦并称“房谋杜断”，一生为大唐做了不少贡献，这样一代名相，为臣称职，在对待老母亲方面可谓恭敬到“谦卑”。
后人对于房玄龄色养老人这样评价到；房玄龄在赡养老人的事上将色养做的极为到位，恭敬过头，和颜悦色的陪伴深入生活，照顾到方方面面，被后人说是“色养”楷模。唐代皇族宗室曹王李皋鱼笏慰母的事迹更是“色养”老人的典范。李皋时任衡州刺史时，深受百姓爱戴，遭人诬陷被贬潮州。李皋害怕老母亲知道后伤心过度而昏厥晕倒，便让府里的人瞒下，自己在受审期间白天出府穿着囚服，晚上回府再换上朝服，手持鱼笏见老母亲，装作没事人的样子威严依旧，直至李皋被再次任命衡州刺史时，在府门口见到老母亲长跪不起告知事情真相祈求老母亲的原谅，老母亲这时才明白事情原委。
无论是程咬金因母劫皇纲，房玄龄色养老人道德模范还是曹王李皋鱼笏慰母等这些事迹被广为传颂的原因是因他们为赡养老人开辟了新途径，不像经济养老事迹般没有新意，他们以沟通情感，关注老人心情愉悦，注重老人身心健康为基本内容陪伴奉养老年人，向唐时期的民间社会注入文化养老事迹新风向。
三 唐代色养老人，精神封赏等文化养老新途径，区别与其他朝代经济养老制度，使养老制度向上升华
唐代的老年人相较于其他朝代的老年人幸福指数要更高，便是因为唐朝在加强朝廷经济扶持养老的同时将制度向精神养老方面转移，让无论哪个社会阶层的老年人都能感到精神上的富足与心灵上的陪伴，这也是唐朝养老制度为后世开创文化养老的先河，区别与其他朝代经济养老制度的地方。
首先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依照条例确立律法制度。相较于其他朝代的养老制度只是按照礼制和道德伦理的沿袭，将朝廷需要规定的方面加入律法，没有完整的养老制度，其更多在乎的是朝廷扶持符合规定的老人。
唐时将子女陪伴和分割财产的情况的列如律法，让唐时期的人们不得不重视赡养老人这个方面。其次是唐朝给侍制度为特殊极端情况下的老人免费给予了保障。宋朝汉朝的礼制中有写什么条件的老人可以怎样得到扶持，但没有考虑到没有子女，没有能力甚至子女不奉养的情况下老人要怎样老有所依。而唐时期礼制中的给侍制度完善了律法规定中的缺漏，重点是这项制度前期为乡间鳏寡孤独的老人解决了赡养问题，更从多层面关心爱护了老年人的心灵感觉。
再者色养老人成为风尚，精神养老使唐时期社会风气一片祥和。其他朝代的民间百姓中有不少子女打骂式赡养老人，老年人在生活起居方面是没有太多的问题，但精神上受的伤害不容小觑，有些子女或为朝廷的致仕俸禄而虚假赡养，这样情况下的社会风气是毒害国民思想的。唐时期的色养老人风，以名相房玄龄、英雄程咬金、曹王李皋等为教化典范，民间百姓纷纷效仿学习，从而唐时期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遵奉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举国上下全方位赡养老人。
最后精神封赏多于政绩封赏，鼓励老人争做社会榜样，成就一段传世佳话。唐朝时期关于老人致仕的精神封赏多于政绩军功的封赏。
一是不让老人恃宠而骄，对于年轻时的作为沾沾自喜有甚者会对青年官差带来不好影响，向他们学习恶习。
二是老年人致仕更在乎精神上的满足，对于政绩与军功的封赏更多的是家宅，田地等物质封赏，人到老年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不是很大，宋元明清等朝代不乏仗着祖、父的封赏横行霸世的官宦子弟，唐时对于老年人致仕的精神嘉奖一方面杜绝了世袭官位的陋习，另一方面精神嘉奖更有带头立标作用，唐时有不少道德模范的嘉奖，老年人一生的作风关乎其死后墓碑上的墓名，如若身前获得精神嘉奖死后便会光荣入墓，这也让唐时老人更加规范行为，为年轻人做表率，成为一段后世佳话，老有所为。唐时期的养老制度是以精神文化养老方面为亮点，但物质经济决定了养老制度的基础，综合起来唐时期养老制度在前朝基础上有了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