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看到的《上海史》，共有两卷，大致由兰宁（George Lanning）和库寿龄分别完成。此书的写作和出版颇有些曲折，内容的组织方式也与同类著作大不相同。《上海史》的最初计划，是在工部局的资助下由兰宁完成一部三卷规模大部头论著。1906年，兰宁接手此项工作，但在即将完成第一卷的1919年与世长辞。1920年，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后决定，让《中国百科全书》的作者库寿龄接替兰宁完成此书。库寿龄为兰宁的第一卷补充了注释和附录，并经工部局审定后在1921年出版发行。库寿龄可能利用了兰宁长期搜集的相关资料，故而相当迅速地完成了第二卷的初稿。同样不幸的是，库寿龄于1922年去世了，此卷的扫尾工作由库寿龄夫人完成并于1923年正式出版。也就是说，工部局资助的这部费时近二十年的《上海史》，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如首卷的叙述过于散漫和第二卷的资料来源交代不清，但学者们的整体评价是肯定的，认为该书“是用英文资料写成的第一部翔实记载19世纪租界历史的著作”，“许多有关历史细节资料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由于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被认为是“一部态度严肃、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广泛征引”。由库寿龄夫妇完成的《上海史》第二卷，主要论述公共租界的沿革和成长，体例严整、资料翔实、文风质朴，保留了诸多关于上海的有用资料。《上海史》已有上海书店新近推出的中译版，有兴趣者可参考。
在编刊方面，库寿龄先后编辑过两份重要的汉学期刊，分别为短期编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
库寿龄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渊源比较深。早在山东时期，库寿龄就于1894年成为其会员，此后还曾于1904年将自己与方法敛（F. H. Chalfant）搜藏的四百余片甲骨原价转让给了文会。侨居上海后，库寿龄与文会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仅在文会发表演讲并在会报发表文章，还于1914年成为文会的名誉干事和会报编辑。库寿龄是1914—1916年《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的编辑，这个工作不仅为其带来了博学之士的知名度，也为其创办并主编《新中国评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19年，库寿龄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新的汉学刊物，因以继承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为目标，故刊名叫做《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的编辑部设在兆丰路（Chaoufoong Road，今高阳路）73号，由库寿龄自任主编，每两月出一期，每年合为一卷。该刊创刊后，很快就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马伯乐、赖德烈和林语堂等中外学者纷纷在《通报》《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等刊物或论著中对其加以评论并充满期待。1922年6月，库寿龄辞世，《新中国评论》在其夫人的主持下至年底出齐第四卷后停刊。虽然只有4年的时间，但《新中国评论》还是有相当水准的，这与库寿龄的汉学修养和不辞劳苦密不可分。该刊所刊发的论文中，如慕阿德关于基督教史的研究、伍德华关于中国当十铜元研究、金璋关于甲骨的研究、斯坦因和沙畹关于敦煌文献的文章等，均在汉学史上留有一定的影响。1923年，高第在《西人论中国书目》第二版的补编中，将该刊目录全部收入。1933年贝德士在《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中，曾选取并收录了该刊的14篇文章，认为这些论文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笔者看来，《新中国评论》和《中日释疑》《中国评论》共同记录并见证了侨居地汉学英美派的成长和崛起，也是我们今天研究侨居地汉学的重要文本。
在谈到库寿龄的汉学贡献时，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因素，那就是库寿龄夫人的辅助之功。如前所述，无论是《上海史》还是《新中国评论》，都是在库夫人的手中最终“完成”的；同时，库寿龄夫人也是《中国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之一。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库寿龄几乎所有值得书写的汉学贡献中，均有其夫人的辅助和贡献。
三库寿龄与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
库寿龄在上海时期的汉学贡献，是其本人的长期准备和辛勤劳作的结果，但也得益于上海的文化和出版氛围。若放宽视野，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侨居地汉学中心的上海成就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