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侨居地汉学”，笔者曾在《来华西人与“侨居地汉学”》（《文汇报》2012年9月8日）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在近代中国，“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
侨居地汉学的中心，曾有几次变化。宽泛一点来看，19世纪初中心在东南亚，因为那时中国尚未开放，有意来华的西人往往以此为跳板等待进入中国，标志是《印中搜闻》；19世纪中、后期的中心在港澳穗，标志是《中国丛报》、《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等；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心是上海，标志是《汉学丛书》《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教务杂志》《新中国评论》《中国杂志》等；当然还有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和上海双峰并峙，可以《华裔学志》《辅仁英文学志》等为标志。当然这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因为关于侨居地汉学的研究目前来看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深入讨论。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北移，上海逐渐代替港澳穗，成为侨居地汉学的新中心。1908年库寿龄来到上海时，香港的汉学刊物《中国评论》已停刊数年，而《汉学丛书》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等在沪出版的汉学连续出版物则在持续发行，就连《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对侨居地汉学也颇为关注。
作为近代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上海在汉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同样明显。除了前述的各种专业刊物可以提供发表和交流平台之外，上海有众多可以辅助汉学研究的文化机构，比如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有丰富的外文书籍和中国地方志等重要文献，可为汉学研究者提供文献上的支持；而亚洲文会则通过其演讲、博物馆、图书馆、会报等多种方式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如前文所述，库寿龄与亚洲文会渊源颇深，他在上海时期积极参与亚洲文会的各种活动，在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库寿龄去世前是北中国支会的副主席。在沪时期的库寿龄所交往的名流和学者，不仅有亚洲文会的会员和徐家汇的神甫们，还包括身处北京、香港和欧美的莫理循、爱理鹗、伯希和、沙畹、劳费尔、翟理斯、庄延龄和伍连德等中外人士。与来沪之前的孤学无友相比，库寿龄此时的学术交往和信息资源已经全然不同，用眼界大开形容应不为过。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的出版中心，有在汉学出版上经验丰富的土山湾印书馆和别发印书馆。李欧梵认为，别发印书馆及其分支机构已经将上海、香港、天津、横滨、新加坡、新德里和孟买等城市连接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空间。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库寿龄几乎所有的重要论著，都是在别发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和《上海史》如此，编辑的两份刊物《新中国评论》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亦然。汉学论著有其特殊性，在技术和经验上要求较高。库寿龄的《中国百科全书》虽是英文作品，但包含有大量的汉字（尤其是中国的各种专名），非别发印书馆这样经验丰富的大出版机构莫办，库寿龄在该书“前言”中曾专门感谢了别发印书馆的专业和服务。
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尚有很多细节不易确认。但上海优越的文化和学术环境，对库寿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利好。库寿龄生性不喜社交、不善言谈，甚至被合作者指为“怪异”。但他在汉学上精通汉语，兴趣广泛，有学术头脑，是一位有潜质的侨居地汉学家。无论是个性还是学术，海纳百川的上海无疑更适合他。库寿龄在山东时，与其服务的浸信会不甚协调，闹得很不愉快。甲骨的收藏和研究也许是个反例，库寿龄早在山东时期就开始搜藏甲骨（甲骨学中著名的“库方”，指的就是库寿龄和方法敛），但在学术上并没有做出受到关注的重要成果。
库寿龄能在汉学史上留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主编《新中国评论》时表现出的大胆和敏锐。库寿龄已经意识到了上海在汉学方面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要为侨居地汉学贡献力量，还要为其中的英语派摇旗呐喊并争得应有之地位。库寿龄在《新中国评论》具有发刊词性质的首期“序言”中，明确提出：要想与《通报》和《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这些主要代表法国汉学的刊物抗衡，就必须恢复《中国评论》的老传统，那就是在中国出版可以代表英语国家汉学水准的学术刊物。这样的意识，很容易让人想起傅斯年那句非常有名的“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且两者所抗争的主要对象都是法国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