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6日 15版）
上述史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搏耕耘的奋斗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历代法制的改革与更新，使中华法文化经历五千余年的兴革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三
重惩不孝不忠等犯罪，体现孝亲爱国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沿着由家而国的路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维系宗法伦常关系的血缘纽带依然坚固。特别是在政权的推动下，宗法制度化，成为命官、立政、建立封国的重要根据，所谓“亲贵合一”。除此之外，宗法制度也为尊祖敬宗、维系族权统治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经过儒家的论证，使得尊卑伦常之间，各有与其身份相应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要求。《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通称为“五伦”。五伦是不变的常道。在五伦之中最主要的是君臣、父子。宋儒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就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经过论证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哲学。
至汉代，伦理道德入律之后，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伦理法传统。伦理法是中华法文化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在伦理法文化中，以孝亲为第一要义，不孝罪是最重要的犯罪。《孝经·五刑》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周朝，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除不孝仍为重罪外，还出现了“不悌”“不睦”“不友”“不姻”“不敬祖”等维护伦常关系的新罪名。至隋唐，制定十恶重罪，不孝为其中之一，犯之者处以重刑，此项规定一直延至晚清修律。法律除以严刑惩治不孝罪外，还赋予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和对不孝子女的送惩权，即由官府代为惩治。
除此之外，法律还严惩不忠于国家的犯罪。在十恶重罪中谋反、谋叛列于十恶之首，犯之者不仅本人处死，而且株连家族。国家不仅运用法律惩治不孝、反叛等罪名，维护孝亲与爱国的道德与法律意识，而且借助儒家学说大力宣扬孝亲与爱国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孔门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还强调家国相通，忠孝一体，所谓在家为孝，在国为忠，由家而国，移孝作忠。《孝经》中托孔子之言曰：“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礼记·祭礼》引曾子的话说，“事君不忠，非孝也”。有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在中国古代，孝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石，不仅是修身的重要信条，而且是齐家的根本要求。家是社会的构成单位，齐家不仅是再生产的需要，而且是承担赋税的保障，只有齐家才能治国，进而平天下。正因如此，有些王朝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谥号之前冠以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
经过国家制定法的强力约束，加上儒家学说的熏陶渗透，使得孝与忠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道德标准和必须严格遵守的法律规范。遵守道德的义务与遵守法律的义务是相统一的，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孝亲与爱国并重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以亲伦的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国家的存在与富强为载体，以建立礼乐政刑控制下的社会秩序为目标。为了彰显孝亲爱国、忠孝一体的民族精神，古人还通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进行广泛宣教。为了彰显“百善孝为先”的孝道，历代都以国家的名义旌表孝子贤孙。对于忠于国家的将相，人民大众自发地歌颂赞许。例如，精忠报国的岳飞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卖国求荣的秦桧则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以来，正是凭借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侵略者，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使得中华民族傲然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四
法以诚信为本，体现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