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晋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法文化虽遇百折而不挠，勇克时艰，代有兴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广的中华法文化体系，并因其连续性、特殊性、包容性，成为世界法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一章。
中华法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深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动力资源、坚韧的韧性性格，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一个基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一切特质，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及产物。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经说过：“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所谓“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可理解为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中华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是研究汉代法律的重要材料。
一
法律发展不受宗教干预，体现理性务实的民族精神
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充满了敬畏，统治者遂假借天意，动用刑罚，所谓“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商朝统治者崇尚神权政治，设计了上帝与帝廷。但商朝的上帝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完全不同。商朝的上帝是商王死后升格为上帝，实际是商王的祖宗神。商王对于上帝尊崇备至，以期祖先的亡灵维护其现实的政治统治。这种天道观带有宗法的色彩。至商末，纣王亲自控制了贞卜，表现了神权政治的没落。由于纣王“重刑辟”“武伤百姓”，终于被周所推翻。商朝的灭亡使得商王的天道观发生了动摇。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鉴于商亡的教训，把关注的焦点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重神转移到重人，提出了具有理性思维的一系列观点，作为新王朝的治国方略。
其一，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
其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天只赞助有德之人为君，周之代商正是周人有德所致。
其三，提出“明德慎罚”的立法原则，强调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化，避免商朝滥刑亡国之祸。
其四，通过“制礼作乐”，建立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管理体制。如《史记·乐书》说：“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其五，以因时、因地、因势、因族为立法的考量。《尚书·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周礼》说：“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一直被后世奉为立法的圭臬。
《唐律疏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之一。图为其残片（局部）。
其六，司法行“中罚”。周公特别推崇“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所谓中罚即公平、公正之意。孔子曾经论证司法不中的危害，“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刑罚得中才符合中道，才能达到和的效果。
可见，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统治者便十分重视运用理性求实的指导原则管理国家，不仅在当时取得了良好效果，而且影响后世至为深远。汉以后的“德主刑辅”，唐时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宋以后的“法情允协，法理情三者统一”，都源于周朝的创制。
中华民族理性务实民族精神的形成，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主张“人为万物之灵”。孔子不仅“不语怪力乱神”，而且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立足现世，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关注人生，提出“仁者爱人”。与西方宗教关于彼岸世界的说教完全不同，孔子所关注的是现实主义的此岸世界。孔子之后，孟子将“仁者爱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学说，把人们关注的焦点吸引到政治主张上来。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以后，由于它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贴近国情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因而不断深入人心，这有助于形成重理性的务实求真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