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法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法的灵魂。失去诚信，法也就丧失权威，等同于一张废纸。在这个问题上，诸子百家、圣君贤相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战国时，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移者赐百金，借以显示法必信。对此，宋人王安石大加赞誉，他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法家的诚信法律观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信赏必罚。商鞅说，“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无论赏与罚所重者都在于“信”。“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韩非也认为“信赏必罚”将会带来所期望的社会效果，他说：“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
法家特别强调以信行法，要在去私。管仲说：“私情行而公法毁。”邓析说：“夫治之法，莫大于使私不行……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商鞅尖锐地指出，释法行私，国家必乱。他说：“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战国策·秦策一》盛赞商鞅施行赏罚无私无畏：“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
为了惩治各种欺诈行为，唐律于十二律中专设“诈伪律”。疏议曰：“诈谓诡狂，欺谓巫罔。”在诈伪律中，以伪造御宝，伪写官文书、符节，诈伪制书等为重罪，犯者或斩绞或流放。例如，妄认良人为奴婢部曲，犯者流三千里；诈教诱人犯法，犯者与犯法者同罚；欺诈官私财物，犯者准盗法论，罪止流三千里。《唐律疏议·杂律》中还规定了惩治市场交易中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以假乱真、以次充好、伪造度量衡器等欺诈行为。唐律中所规定的惩治诈伪的法律规范，一直为后世沿承，说明法贵诚信是中华法文化一贯的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敦诚守信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