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防休整中扫盲识字，学习文化，更是戎马倥偬中的独特风景，体现了战士们对胜利后投身祖国建设的信心和渴望。父亲到达47军后在9月29日的家信中说：
这里的部队，正在突击文化。每天六小时的时间，集中学习。一进山谷，树上、石头上，到处都是注音符号。早上一睁眼，四周便是“玻坡摸佛”的拼音声，照顾我的通信员说，他们一个多月，已认识了两千多字了。面对着这一切，真是使人从内心深处沁出喜悦来。
关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深厚友情，美军“细菌战”的丧尽天良，甚至我军对“战俘营”的“联合国军”俘虏的人道关怀，也都在父亲的笔下做了忠实记载。这些文字有利于了解朝鲜战场的多面和全景。
“但愿胜利凯旋日，高举琼酒敬英雄”
1952年巴金率领中国文联创作组奔赴朝鲜，是为了见证历史和记录历史，同时也在开启历史和创造历史——他们在朝鲜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值得后人去考察研究。父亲家信和日记中大量的文字，留下了这批作家艺术家们清晰的时空轨迹和起承转合：他们在炮火中的临危不苟，写作中的刻苦勤奋，生活中的严格自律，工作中的团队精神。
李蕤的通讯报告集《在朝鲜前线》，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1953年版，封面系古元木刻。
父亲在63军生活时，巴金、魏巍也曾到该军采访，政治部主任路扬便安排三位作家“合兵”一处，让他们同吃同住，相切相磋，成为彼此作品的第一读者，自然少不了对文艺理论和实践做竟夕之谈。
1952年6月27日，父亲和巴金、魏巍一起背着行囊，跋山涉水，来到板门店附近与敌人直接对峙的159高地，住在连队的防炮洞中。第二天早上还没起床，就发现洞中因雨灌水，鞋子都漂起来了。他们三人登上观察哨，瞭望坑道工事和敌人阵地。此后父亲和巴金又目睹了近在眉睫的喋血战斗。父亲在7月7日家信中写道：
和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相向而行，1951年和1952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28个省作巡回报告。“最可爱的人”家喻户晓，“保家卫国”情怀到达沸点。父亲在47军见到归国代表团的庞殿臣和潘履炳，并记下他们所谈回到祖国后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
他们离开某县到某县的时候，有五个小女孩，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九岁，背着腰鼓，拿着锣鼓，跑到他们车前，唱道：“志愿军叔叔，你们辛苦了，你们保卫了我们的祖国，保卫了我们的和平幸福……”她们唱着，跳到车前握手，志愿军的汽车开走了，她们扔下花鼓，便跟着汽车飞跑。这些小女孩，跟着车一直跑了五十里，路上走不动了，她们就说，志愿军叔叔打仗，几天几夜都不吃饭，都不怕苦，我们还怕苦么？就又往前走。一天多没吃饭，终于又赶到另一县。他们开会的时候，十只小手都一起伸过来，抱住代表的脖子。代表们一看是她们，泪就流下来了。他们抱她们到县政府，一看，九岁的女孩张兰英，脚上都打出了血泡。他们问她们赶到这里干什么？孩子们说：“我们要跟志愿军叔叔一同去，到朝鲜给你们洗衣服。”代表的泪便止不住流下来了。她们说：“叔叔们为什么哭呢？我们给你唱歌子吧！”这时候，他们的县里来了电话，来找这些女孩。这边县委说，孩子们都在这里。他们留孩子们玩了一天，便亲自把几个孩子又送回去。孩子们的妈妈，县里的县长，都在路口迎接。
最后，他们安慰了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照了相，才离开那里。
父亲记下的场景，今天读起来也许恍若隔世，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每个时代有自己独特的崇拜偶像和人生楷模，也有自己忠实的“粉丝团”和热烈的“追星族”。
“我还记得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也真想再过一过那样的生活”
1952年11月中旬，父亲结束了赴朝8个月的生活回到祖国。他原本打算辞去一切行政职务，沉下心来写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著作，并得到了上级批准。
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干部奇缺，1953年初，父亲又奉调武汉，任中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兼《长江文艺》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