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朝鲜的文缘并没有从此终止。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协委派，和西虹一起参加了朝鲜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接受了朝鲜作家协会荣誉会员称号。
“文革”结束时，父亲曾和巴金再次建立了联系。巴金在1977年7月16日的回信中说：“信终于由《文汇报》转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也真想再过一过那样的生活。”父亲和魏巍的友谊则保持终生。1998年1月14日父亲去世，魏巍深情写下缅怀文章《悼李蕤》，并为纪念文集题写书名《让我们的爱伴你远行》。
父亲身为记者和作家，1938年曾赴徐州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台儿庄大捷。他青年、壮年和老年经历三次抵御外患的战争，并三次勇赴前线。“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父亲这本“赴朝家书日记”，是他爱国主义品德和情操的真实写照。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30日 13版）
7月3号，我们亲眼看到一次激烈的战斗，敌人就在我们山前一二里的小山包上，发动进攻，打了两三千发炮弹，打了无数次的烟幕弹，真是打得天昏地暗。炮火过后，敌人便发动冲锋，连续冲锋十六次，但终于没有攻下我们一个班（十二人）坚守的阵地，敌人反伤亡四五十人，丢下很多武器。接着敌人来报复，十二架飞机，轮番来炸我们那天冒雨去看的那座山，结果被我们打落了两架。
巴金和父亲来到短兵相接的前线，一时传为佳话。
究竟是先到朝鲜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等将来回国后再“慢工细活”，写出“鸿篇大作”。还是剑及履及，立见成效，尽快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在作家们看来既是矛盾，又是可以并行兼顾的。父亲本是记者出身，擅长“真人真事，快写快发”。8个月间寄回通讯报告10多篇，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刊登。他在8月27日的家信中写道：
昨天接到中宣部文艺处严文井同志的信，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说入朝的一批同志中，以巴金、黄谷柳我们三个人写作最努力，等等，使我更为惶愧。我决心延长到十月下旬，再回祖国。
在敌机到正头顶的一瞬，感到死亡的威胁，心里涌出的一个唯一的念头，就是，应该好好地工作，多写些东西，不计工拙，一切从能够打击敌人着想。
父亲还多处提起日常的写作环境，特别感慨难以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
刚刚来，屋里没有桌子，只能像蛤蟆一样趴在地铺上写字……
上午，就趴在石片“桌子”上写，没有集中构思，写了篇流水账式的东西……
有时坐下半天，苍蝇乱咬，缺桌少凳，往往中途放下……
永远记得：一个作家，有一桌一凳的幸福感觉，常常这样想，便不会对物质生活有什么不满足了。
除了写文章，作家们还帮助部队整理战士的立功材料，为文工团修改演唱台本。在各个部队之间辗转采访，临别时少不了和指战员们互相题赠。父亲的日记本上便有多位志愿军的深情留言。这些“手泽”今天看来格外珍贵。而父亲题写给战士们的那些文字，不知该向何处寻觅了。父亲在7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团长、副团长、政委、齐是中参谋长，要我们为他们题字，除了一般的歌颂外，给齐参谋长写了一首打油诗：“砂川河畔万山丛，钢铁阵地喜相逢。但愿胜利凯旋日，高举琼酒敬英雄。”
下午五时半，离开159高地，离别颇有依依之感。
父亲的书信日记还多处谈到赴朝作家之间真诚的友谊和情感，记录了他们在卒卒鲜暇中不忘学习，随时传阅《文艺报》《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世界知识》《参考消息》等报刊，研读阿·托尔斯泰、爱伦堡的名著。在战火的淬炼考验中，处处展现了一代中国作家的精神和风范。
“我们要跟志愿军叔叔一同去，到朝鲜给你们洗衣服”
抗美援朝的动员工作是深入人心的。中国百姓同仇敌忾，民气激扬。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亲的家信中，同样映射出当年的社会氛围、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
李蕤在朝鲜前线的日记本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