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贯中所著的《三国演义》中，名将吕布因为先后给丁原、董卓当义子而被张飞骂作“三姓家奴”，以示对他多次变节的嘲讽和不屑。后来，“三姓家奴”就成了翻云覆雨、不忠不义、以身侍贼之人的代名词。不过在正史中并无这一说法——考虑到《三国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深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其倡议的价值观和品德规范在前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并不适用。
“三姓家奴”是小说家言，纯属将后世的观念强加给前史人物的臆造
因为关于所谓“贰臣”的规范判别和价值取舍，在不同的时期是天壤之别的。
“良禽择木而栖”是干流，两宋之后始有“贰臣”。
在夏商周三代乃至之前的传说时代，因为控制才干以及技能条件等方面的约束，只能实施分封制——即皇帝将土地及人口分封给王室、功臣、前代帝王后嗣以及世居于某地的氏族部落（即诸侯），而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控制权的一同，也负有遵守皇帝指令、朝贡、征战等责任。
所以诸侯虽然在名义上分邦，但实际上同为一国。在这种状况下，诸侯国间的人口活动以及另仕他国，在其时是一种寻常并且遍及的现象，并不被视作变节。
在分封制下，到异国为官跟现在的出省打工必定有不同，但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更扯不到变节上去
像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人才周游列国、兜销政治抱负和学术建议的状况十分遍及，一朝完成志愿反过头拾掇起自己的母国来，也毫无所谓的“忠义”担负。比方人才出得最多、出走的也最多的魏国就深受其害，被商鞅、张仪、吴起、孙膑等“自己人”搞得极惨，但好像没有人责备商鞅等人的行为是变节。
乃至被视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也事必躬亲的饯别这一价值观：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左传·哀公十一年》）
从此“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成了那些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贰臣”们在挑选“改邪归正”时振振有词的托言，并且遭到了其时社会干流价值观的认同。
孔子周游列国以求重用，虽然被讽为“累累如丧家之狗”，但从来没人以为这是叛国行为
即使秦灭六国后以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动。
比方吕布地点的三国时代，像他那样朝梁暮陈的行为其实仍然很遍及，并且大多不被视为是多么严峻的作业。所以鲁肃在劝孙权抗曹时，才干够安然说出那句“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行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乃至到了唐初，李世民大帝视若镇国之宝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将近三分之二都有过叛主的不良记载，也没见他们遭到过什么猜疑和苛待。比方爵封胡国公的名将秦琼，曾先叛张须陀，再叛瓦岗，又叛王世充，履历堪比吕布，在民间传说中却是时令无双的模范，这让吕奉先情何以堪？
即使是被视为忠谏之臣的模范、有千古人镜之谓的魏徵，也是先叛隋、再叛瓦岗、继叛隐太子李建成。但这些履历一点点不影响他遭到李世民的重用，并流芳百世。
李世民就靠着满朝的贰臣和叛将打造出一个盛世大唐，成为史上最为当之无愧的天可汗、千古一帝。
李世民君臣其实大都有“前史污点”，但一点也不阻碍他们建功立业，带领盛世大唐走上巅峰
不过这种状况从宋朝起开端呈现了改变。
在此前，不管是司马氏篡魏代晋，仍是杨坚抢了外孙的江山、李渊撬了表兄家的墙角，好像都没怎样挨骂，五代时期权臣武将谋朝篡位更成了粗茶淡饭。但是轮到赵匡胤拿着这个老剧本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之后，却屡遭诟病乃至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