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为“禅让”思想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加上武帝后的西汉诸帝始终达不到儒生的要求，因此从汉昭帝至王莽代汉这将近百年时间里，“禅让”思想愈演愈烈，成为西汉中后期思想界的主流。
汉昭帝像
西汉中后期的“禅让”思想，我总结起来大概可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1、直截了当型。
最先发出“禅让”声响的是鲁国蕃县人眭弘。
眭弘跟嬴公学习《春秋》，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通晓经术做了朝廷的议郎，官至符节令。
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国内出现一系列异象：泰山、莱芜山之南突然发生巨响，一块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并且有几千只白色的乌鸦聚集在它旁边。同时，昌邑社庙和上林苑中一些原来已经枯死的树死而复生。并且有虫子在吃树叶，吃剩树叶的形状看起来像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眭弘根据先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认为这是要改朝换代的迹象，天下的新主人应该是一个叫“公孙病已”的人。
于是，眭弘托人上书说，刘氏是尧的后代，有禅位传统，皇帝应该下诏寻访天下圣贤，让位于他。
这封奏疏被送到了辅政的霍光手里，霍光被这惊世骇俗的言论惊呆了，立即将眭弘判了个妖言惑众，大逆不道之罪。
眭弘与那位给他上书的朋友一起被判了死刑。
霍光
因语涉禅让而丢了性命的，眭弘之后有盖宽饶，但后者与前者不同，盖宽饶是被冤枉的。
盖宽饶在宣帝时任司隶校尉，负责监察百官。由于他执法刚正不阿，得罪了不少当朝的权贵。
宣帝执政不用儒术，偏重刑法，并且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看不下去，上书指责皇帝“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更要命的是，他还引用了韩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说法。
盖宽饶的本意是想规劝汉宣帝行儒术，不料他的这番话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认为他是要皇帝行禅让，便将其下狱。
盖宽饶不愿受这样的耻辱，愤然拔刀自刎而死。
同样的话，韩婴说了没事，盖宽饶说了却闯祸，这正是时局的不同所致，何况眭弘“妖言惑众”的事过去还没几年呢。
2、看破不说破型。
昭宣毕竟还算是中兴之主，本来已经是摇摇欲坠的汉朝在他俩手中又逐渐稳定了下来。
元成以来，皇帝碌碌无为，外戚、宦官轮番秉政，政治环境恶化的同时，社会经济状况也同样不乐观。
至此可以说，西汉正式进入了中衰期。
眼见着汉朝国势江河日下，有人就煞有介事地把国祚都算好了。这好比一个人的寿命，大限到了就得自然死亡，不用直接说出来，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对于王朝来说，那也就是说要让位给后来者了，这就是看破不说破型的“禅让”思想。
这类思想，典型的有“三七之厄说”——汉家天下算起来应该有210年左右的寿命，之后呢就要遇上“厄”了。
最先提出“三七之厄说“的是汉宣帝时的路温舒。
路温舒，巨鹿人，宣帝时任廷尉一职。他曾跟祖父学习天文历法，推算出“汉厄”在三七之间，并秘密上奏预为戒备。
巧合的是，从刘邦称帝到王莽代汉自立（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差不多正好是210年。
这倒不是说路温舒真能如此神机妙算，而是历史规律的使然，只是不小心蒙对了而已。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国祚，从西汉、东汉、唐、宋至明、清，300年始终是个坎，只有宋将将过了三百年（两汉和两宋性质不一样，前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后者有直接继承关系）。
路温舒之后，汉成帝时的谷永也持“三七之厄说”。
甚至在成帝元延元年，当国内再次出现一系列灾异后，谷永也抛出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样的言论。
他虽未明确提出“禅让”，但禅让之意已经很明显，也可见当时禅让说的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