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浩（五代） 匡庐图
毋庸置疑，中国画是有标准的，而且标准极高。无论是谢赫的“六法”论、荆浩的“六要”说，还是黄宾虹的“三要”、潘天寿的“五宜”等历代诸多理论，都在告诉我们，中国画的创作，不是任谁都可以从事的，更不是随随便便就把一件作品能够称之为中国画的。甚至说，中国画自始自终都是一门典型的精英艺术，一门只有文艺精英才能够，也才有资格和能力介入的“高门槛”艺术。
牧溪《松猿图》
举凡熟悉中国美术史的人都知道，首先，“画与诗皆士人陶写性情之事”（清•沈宗骞语），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绘画多是士人所为的艺术。而士人，指的就是读书人，即具有较高文艺修养的知识分子。其次，中国画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技法技巧的呈现，它还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哲学属性等。国画大家张仃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画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梁楷 泼墨仙人图
此外，中国画论也认为，艺与道有着本来的联系，所谓“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而“画亦艺也”，故画即是道。换句话讲，道是中国画的哲学核心，它体现着中国画特有的本质，也是中国画形式美的内在依据。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就很难真正深入到中国画的精神内核中去，也很难真正领悟到中国画的高妙之处，而这些，只有文艺精英才有可能做到。
牧溪《叭叭鸟图》
尤其自文人画出现以后，中国画更是在士大夫阶层得以极大发展和提高，也更加注重起综合修养的表达。它已不仅仅是“画，形也”、“以形写形”、“以色貌色”那样直观地表现，而是更加注重笔墨心性、境界格调，更加注重思想情韵的抒发以及人文精神的彰显，且努力追求“画外之画”、“意外之意”、“境外之境”。
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画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比如开始更加强调画与诗歌、书法、题款、印章等的结合，更加强调画与儒家之道、老庄之道，以及禅宗、禅理等的关系，而这些在古人的创作中也都有着直接的画面反映。由此也使得中国画的创作体系变得日臻成熟和完善，甚至成为了其有别于其它画种最为显著的特征和标志。潘天寿先生在其《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中国的绘画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在艺术性上的广度与深度，与中国的传统戏剧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这是西方绘画所没有的”。
任颐与吴昌硕同为晚清画坛“海派”大家，在艺术上各自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二人在生中私交甚笃，交谊颇深，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体现在各自的艺术创作中，如任颐先后创作了多幅吴昌硕的肖像作品，这些画作精彩的反映了吴昌硕不同时期的人生状态，同时也成为二人深厚友谊的见证。近年来，任颐与吴昌硕的单幅绘画作品在书画拍卖市场的成交价均早已越过千万大关，可见两位大师的艺术魅力在当下受到的关注度之高。
海上画派“双子星”
任颐，浙江人，后移居上海卖画为生。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以字行。任颐是一位绘画素养比较全面的画家，其成就最先以人物画受到当时画坛的普遍关注，实际上其花鸟画的成就亦非常高，此外也画过一些山水作品。任颐的绘画风格出于古人而自有新意，善于推陈出新，在色彩上吸收水彩画的风格特点而形成清新雅丽的花鸟画风，并且工细与写意皆擅，画风多变，对后世影响颇深。人将其与著名画家任熊、任熏合称为“海上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