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禅让思想起源甚早，在我国古史里，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的故事家喻户晓。
禅让制是一种原始、朴素的民主思想，是否真的存在过，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西晋时，汲冢出土的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就让舜的圣君人设坍塌了。
书中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舜在囚禁了尧夺得帝位后，还将尧流放到平阳，还不让他与儿子丹朱相见。
禅让制只是儒家对上古社会一种理想化的想象。
在战国时理想终于照进现实，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了国相子之。但是子之的王位还没坐热，燕国就差点被齐国灭了，哙和子之双双被杀。
到了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再度流行起来。要知道，与去古未远的战国时代相比，西汉是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帝国，和“君权神授”的皇帝谈禅让，无异于与虎谋皮。
是什么情况造成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复兴的呢？下面就来谈谈西汉禅让思想的源流和表现。
西汉中后期“禅让”思想的源头
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后，曾经和他的老爹刘太公开过一个玩笑：“您老曾说我以前游手好闲，不治产业，不如二哥能干，现在您看看，我和二哥的产业谁更大呢？”
玩笑归玩笑，但这可以看出来，在刘邦眼里，这汉家天下是他个人私产。
刘邦的影视形象
不过，刘邦“家天下”的观念是有一批人和他唱反调的。在汉初，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儒生认为这个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您老刘家的。
汉儒一方面为统一的大帝国服务，一方面又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天下为公”的思想，不时地冒个泡，刷下存在感，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韩婴。
这是西汉中期后“禅让”思想的第一个源头。
韩婴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著有《韩诗外传》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天下共有的思想：“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
韩婴的说法只是在给《诗经》作注，纯粹是学术问题，还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加上当时西汉的国势蒸蒸日上，没人会觉得他韩婴是要提出禅让来搞事情。
因此，这种和皇帝唱反调的说法不但没给韩婴惹祸，他本人反而凭着出众的学问，官位步步高升，在景帝时当上了常山王的太傅。
第二个源头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学说。
董仲舒的学说主要是糅合儒家的春秋公羊学和先秦阴阳家的“灾异说”和“五德终始说”而成，在西汉中期后成为正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提倡大一统，肯定君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点也是董学成为两汉官方哲学的原因。
但是董学中还包含着对皇权极具威胁的因素。
董仲舒认为，人间发生灾害是上天对皇帝的警示，严重到无可救药的时候，上天只能让其破败而让别人受命为天子了。
汉武帝刘彻也察觉到董仲舒学说的危险性，因此在采纳其有利于巩固皇权的部分学说，“改正朔、易服色”宣示正统后，又因其言“阴阳灾异”将其下狱，最后将其调任诸侯王的国相，终其一生再未得重用。
董仲舒
我曾在之前撰写的文章《皇帝要改革，女主要守旧，谁是西汉的戊戌六君子？》一文中提到，中国政治史有一大特征：学术成于下，政治成于是上，由学术指导政治。
上述两位学界大咖提倡的理论，为“禅让”学说的流行提供了思想之源，只需等待一个时代契机，他就要形成洪流滚滚，冲上历史前台，要来影响政治了。
“禅让”思想的种种表现
西汉“禅让”思想真正露头是在汉昭帝初期，他的出现具有深刻历史政治背景，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时代契机。
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兴礼制乐，但他又穷兵黩武、穷奢极欲，到其晚年，国内已经是民怨沸腾，盗贼四起，汉家天下隐然有摇摇欲坠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