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们最新报告中的骑手第二职业情况。夕岸：还有一个小的点就是也要看劳工的家庭结构，比如美国送超市生鲜的劳工主要是工人阶级女性，和中国恰恰相反。这些人一般都有家庭，丈夫收入比较稳定，她们带孩子的时间外，随便跑单赚点外快。但中国零工大量是单身，这个很关键，至少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对收入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不讨论家庭内部职业分工也会漏掉一些东西，一个人的收入期待也取决于和伴侣的妥协。假设骑手是农村男性，他们的伴侣从事什么待遇如何，也挺关键，但估计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魏劳泉：原来的工人收入不足是靠工会去要求提高收入，现在是自己去做兼职，我觉得这就是倒退。
澎湃新闻：平台经济一直以来都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宣扬工作的灵活性、劳动者的合伙人身份等等，但劳动者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并没有获得话语权。当前情况下，政府在保护劳动者方面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夕岸：零工也为很多无证移民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因为没有雇主监督，资质审核相对宽松，可以获得一些其他场合无法获得的额外收入。
最讽刺的当然就是现在美国加州AB5的立法争议，很多少数族裔组织和普通劳动者居然都和Uber这种平台企业站在一起反对立法，觉得剥夺了自己灵活用工的权利。具体就是目前灵活用工已经被宣传成一种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剥削”，对劳工雇佣模式的法律规定被认为是侵犯了劳工获取新就业机会的自由。
黄可：在中国，一方面，政府需要平台经济来“稳就业”，把它当作蓄水池，但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面临各项保障的缺失，这是一种短期内有显著效果但是可能埋下长期问题的做法。劳动法把劳务派遣合法化其实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而如今，当平台劳动者甚至已经不再是劳务派遣工，而是自雇佣者、承揽者的时候，政府和政策的神隐，其实就是默认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合法性。但是，问题在于，其实政府部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人社部去年到广东调研平台经济，把平台企业聚在一起，谈论的就是平台劳动者的医保社保问题，但平台不可能答应来承担这部分责任，因为那相当于把平台就业退回传统的雇佣模式，对于平台来说，无异于自杀，但是这些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不解决，拉长时间维度看，将在未来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但目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仍然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王靖：在新的这种不稳定就业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不止是我们意义上的五险一金）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如果没有了雇主-雇员关系，社会保障或者更广义的劳动力再生产，谁来付钱，谁来负责？现在都在巨大的争论之中。
三、骑手与消费者间被平台塑造的敌意
《澎湃新闻》：在这次的讨论中，很多消费者都站出来声援外卖骑手，也有很多关于消费者需不需要为骑手的困境负责的讨论，评价系统/“算法”等在设置之初就是消费者导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尽管在骑手圈子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似乎在消费者层面可以起到某种程度的教育作用？（不过如果系统不变革，这种道德负疚会转瞬即逝。）
夕岸：我觉得除了程序员作为算法的写手外，广义上平台的顾客都没有被好好讨论。顾客在维持零工平台剥削体系中起到的作用还挺关键的。我们往往只关注平台压榨劳工，但顾客往往是同谋和策动者。顾客非常喜欢投诉和举报劳工，零工平台也通过顾客评分和投诉对劳工实现间接控制，劳工看不到顾客但顾客可以很容易查看劳工的评分，就是数字时代的全景监狱。举个例子，美国疫情期间，很多使用超市代购平台的顾客为了吸引劳工会先在app里加高小费，等劳工完成单子又把小费清零，这就让顾客，往往是城市中产利用算法成为了剥削体系的一环。
大家做外卖员观察的有集中访谈消费者吗？我自己的游戏零工不一定有代表性。一般来说顾客总是想方设法和平台一起压低劳工单价的，所以顾客对劳工被剥削的反应只能是“我可以多等几分钟”，而不是“我可以多给点小费”，前者导致劳工单价更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