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是的，我觉得是平台的设置本身造成的紧张，靠“好心”就是默认了不公平是合理的。
黄可：我觉得这点就是魏劳泉说的，大家默认了平台体制的合理性之后，就容易忽略了平台体制本身的弊病。
黄可：赞同魏劳泉的观点！劳务派遣的合法化确实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我还有个想法，就是当下的骑手与平台的关系，已经超越了被合法化的“劳务派遣”范畴，是一种更新的劳动关系……所以法律上哪怕劳务派遣那零星的可能有利于劳动者的条条框框，也进一步失去了作用。
在讨论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时，从法律层面上讲，在中国《劳动合同法》的框架之下，“平台-劳动者”关系处在一个模糊地带，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或者是将平台劳工视为“自雇佣者”，中国的学者、法官和律师仍然争论不休，未有共识。如果按照劳务派遣的情况，骑手一旦遇到意外，法理上，是可以理清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的责任的，但是平台如今的做法，是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位置上，而在法院的判决中，骑手-平台就可能被认为是“居间关系”、“承揽关系”，而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不用承担责任。这也是侧面反映了一点，劳动关系变化可能很快，但是劳动法规有时间跟不上这样的变化，劳动者的保护就不得不出现真空。
魏劳泉：关于劳动关系，现实的个例里，除了劳务派遣，更多的可能是分包给地方的外送公司，骑手和平台是没有雇佣关系的，但许多和这些承包的地方公司有雇佣关系，也有一些是连这种雇佣关系也没有，就是劳务关系但做全职，做了连自己都不知道关系是在哪家公司。这种分包的关系其实也不新。众包更接近于兼职，只是的确是在平台经济下这些所有用工灵活化的手段才结合起来，并且成为了分化的工具。我上面其实想说的是，用工灵活化是政府和资本一直在共同制造的现象，没有之前的这个过程，平台对灵活用工的集大成就不会这么顺理成章。
二、靠兼职提高收入是出路还是退步
澎湃新闻：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的从业者在美国似乎都是兼职在做，跟国内的情况似乎不太同？国内不同平台的全职劳工和兼职劳工处境是否也很不同？
王靖：国内应该说是全职占了很大比例。我看美团饿了么自己发的报告（吴清军老师他们的Uber司机报告可能有点早了），从总体数据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兼职全职各一半。
夕岸：对，像美国早期是有很多全职的，慢慢的时薪下降比率就减少很多了。JP Morgan去年一个报告显示，2013到2018年美国主要大城市的交通类零工月薪缩水基本都超过了50%，最严重的地区缩水了近九成。现在留下做全职零工的基本都是正规就业市场实在找不到好工作的移民、女性和少数族裔。比如超市配送平台Instacart的劳工主要是白人工人阶级家庭妇女，Uber、DoorDash的配送员好多是男性移民劳工。美国也不存在美团专送这样的全职外卖工作。
澎湃新闻：是不是国内网约车司机兼职比较多，但像外卖平台似乎更多是全职？
夕岸：对，所以这又牵扯到我们是否可以用零工、不稳定，或者学界经常用的“优步化”这些概念来统一解释不同的零工平台和同平台下不同背景的劳工。
黄可：美团自己的就业报告提到，骑手群体中有其他兼职的比例是四成。需要注意一点，在当下的就业环境中，骑手行业的收入仍然是不算低的，骑手普遍不做长期规划的情况下，这个收入下降的时间维度可能并不会促使他们进行什么行动。他们的兼职、多项零工，更多是以当下提高收入为导向的。不过年龄因素也是要考虑的，年轻骑手普遍把这份工作当作“短期的工作”，但其实对这个短期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许多年轻骑手会想要去学一门技术（访谈中提到规划时的回答），而年纪稍大的骑手则认为外卖行业还在上升，收入也可以接受，他们要继续跑下去（“到跑不动就回老家”）。
美团2020年上半年报告中兼职骑手的本职工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