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公十年，商鞅已升任大良造，在率兵与魏国交战中，魏国大败，割地求和。魏王得知秦军统帅为商鞅时，懊悔的说：“寡人恨未听丞相之言。”
商鞅变法过程中故事很多，我们讲一个太子犯禁的事情。
推行变法第二年，太子触犯了变法的一些规定，这个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继位的秦惠文君。
这个“太子犯法”的难题摆在商鞅面前，如果按律处理，太子是“储君”，如何施刑？如果放任迁就，变法权威与改革力度如何保障？
商鞅最终采用了变通的方法处理这个难题：让太子的两名师父代太子受刑。其中一名师父在四年后又二次犯法，商鞅严格执法，按照刑律“劓（音如义）之”，把这名师父的鼻子割掉。身为太子之师，连个鼻子都保不住，这名师父愧于见人，连续八年都没有出过家门，贵族公室均对商鞅心存怨恨。·
秦孝公刚死，受刑的太子之师立即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仓皇逃离秦国，落入魏国边关守将手中，这名守将曾经被商鞅带兵打败过，他不准商鞅入境，并将商鞅押解回秦。
最终，商鞅惨遭车裂酷刑，但秦国的变法举措没有废止，依然坚定推行。
五
后人多用“耕战”两点形容孝公变法的关键核心。
围绕“耕”的变法举措，目的是改善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
围绕“战”推行的变法举措，则塑造了秦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培养功利主义的精神，使秦军演变为“虎狼之师”。但凡事有利有弊，过于推崇功利主义文化，忽略了道德仁义，最终也加速了秦国的毁灭。
二是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要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秦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主要资源是土地和人力，要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总财富，关键是增加农民数量和提高生产力水平。强制大家庭分家、遏制贵族侵占土地、建立专业官僚队伍、吸引东方六国民众移民秦国等等，都是有效合理的变法举措。
三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进行利益更新分配。只有做大蛋糕，把新增利益作为主要分配目标，保持既得利益者利益不受损，才能显著降低变法的阻力。否则，如果统治阶层成为利益受损者，他们会反对变法，有意激化社会矛盾，改革的受益阶层多属于新生力量，普遍没有实力与之平等对抗。当两者开始交锋时，最高决策者国君处理矛盾的首要原则，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改革是否持续，会自动降格为第二目标。
四是变法要经济政治配套推进。经济改革主要是“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化。政治改革主推“废封建，立郡县”，确保君主专制。经济改革增加了社会财富，政治改革确保了统治阶层有治理能力获得新增财富，并确保新结构社会的运行。郡县制不是秦国首创，在各国已经存在了二百余年，是国君治理新占领地区的通行办法。早在公元前594年，鲁国就开始废除井田，取消公田、私田的划分，实行自耕农按土地面积交税的土地私有制制度。秦国在别国成功实践基础上总结优化，并将这些变法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推广实施。
五是多措并举，形成社会变法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传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文化精神基础。秦孝公组织了商鞅与守旧派的当庭辩论，守旧派发起攻击：“你想更改祖制，你能高明过祖宗吗？我们能守住祖宗的制度就不错了，不要再想改变什么。”商鞅针锋相对：“时代不一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也不一样，‘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当庭论战的结果是守旧派理亏词穷。随着变法成效显现，守旧派由反对转变为中立，再转变为拥护。变法推进中的“立木为信”、“军功进爵”、“贵族庶民同罪”等举措都使变法获得底层人民的信任和欢迎。
变法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变法必须是有新增利益后的重新分配。否则只是各个阶层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调整，必定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甚至出现人人受损、无人受益的局面，这时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最终失去各方的支持。到那个时候，变法当然只会有一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