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的未免有点太过，但实际情况肯定是非常严重的。不事事则必败事，不理政则必失政，不经国则必误国，这在魏晋南北朝时体现得最为充分。姚察曾非常感慨地说：“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
他认为正由于有这种不知醒悟的清谈，因而出现八王之乱，永嘉之难，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乱国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南朝齐、梁时人陶弘景也曾作诗论及此事：“夷甫位放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
他也指出江山易主、西晋败亡，责任在何晏(平叔)、王衍(夷甫)之流的清谈家身上。这与东晋桓温的看法是一致的。桓温指出：“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甚至就连王衍本人在兵败被俘，临刑前也大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可以说，西晋王朝是直接亡在这些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尽其职的清谈家们手里的。
几十年后，南朝梁元帝又重蹈覆辙，再次饱尝了清谈误国的滋味。公元554年9月，魏遣兵5万伐梁，而此时“好玄谈”的梁元帝正在龙光殿向其臣下讲述《老子》，当武宁太守向他报告了这一紧急军情时，才停讲；但过了几天，竟又“复讲”，并让“百官戎服以听”，终于落得个兵败被擒、受尽侮辱的下场。
梁元帝失败前又是焚书，又是断剑，又要自杀，出尽了洋相。有人问他“何意焚书?”，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祸福、社稷安危于不顾，惟知清谈了。03 奉身放荡不检点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谈家们，大都是一些享乐至上的官僚权贵。他们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无休无止的狂欢，不受约束的放荡，名曰“旷达”。
这种“旷达”，是清谈家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他们为了掩饰享乐，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之举。因此，立言玄妙，处官雅远，奉身旷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纵欲好色，贪财荒淫，“食五色散”，行为极其乖张。王衍热衷名利，贪鄙无耻。而整个士族集团则不但尚清谈、尚雅远，而且比富斗阔，奢侈成风。
立言玄妙不务实，处官雅远不事事，奉身放荡不检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的表里。04 清谈之风何以能在魏晋南北朝的官场中相习成癖，经久不衰？
归根到底，清谈之风的流行当然是由当时上层士族没落的本质决定的，但同时也和官制多弊、考课不力有直接关系。
首先，府多官众，机构庞杂，设其位无其政，有其职无其责，是使清谈之风能够在官场中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
魏晋以来，统治者广置官府，多设官吏，从中央到地方，其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秦汉之时。
以晋武帝时为例，朝廷最高级的官吏，除同两汉一样，设有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外，又加设太宰、太傅、太保“三师”，而且汉时大司马、大将军(“二大”)与太尉只能选设一职，不能并设三职。晋武帝也都三职并设了。这样就造成“八公并置”(三公、三师、二大)。
朝廷对于“八公”都允许他们设立自己庞大的府署。同这些地位最高的官吏相仿佛的府署者(即所谓“开府议同三司”)，还有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骏、典军、上军、辅国等诸位大将军。此外，同上面那些大员相仿佛的府署者，还有光禄大夫等。这在晋以前是史无前例的。
官府这么多，每府又不知要设立多少府署的官吏，仅从这些将相的情况看，就可知其官府之众多、重叠与庞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