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止此，中央政权还设有九卿、三省等重要机关，而且晋时中央大权由尚书行台(三省之一)总揽。这样一来，实际上那些三师、二大、三公、九卿及其府署就都没有多少政务可管了。
中央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州、郡、县行政区及军政官员越设越多。据《晋书·傅玄传》载，傅玄的儿子傅咸曾在一封上书中指出：
“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使，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笠郡县更多。”
为此，荀勖曾提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由此可知，当时起码有一半官吏是多佘的。这还是晋初的情况，南北朝时就更不得了，徐陵曾描述陈时的情形说：“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
其中的员外是定额以外的官员；常侍是皇帝左右的官员，谘议参军是文武官员的幕僚。这些人一般不负有什么具体责任，只是当当参谋，做做顾问而已，可见那时闲职官员之多。
各级军政机构如此庞杂，官吏众多，一方面必然给老百姓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从而激化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则是为官场中的清谈创造了条件，这在中高级官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葛洪说：“三台九列，坐而论道，州牧郡守，操纲举领，烦剧所重，其惟百里”
他指出官越大，事越闲，官越小，事越烦。大官是空谈道，中官是抓纲领，只有小官才干具体事。所谓官多政烦，烦的是老百姓和小官吏，上边则是官多必闲，由于闲，于是就“坐而论道”，“仕不事事”，只务虚不务实了。
另外，由于机构重叠，必然造成职责不明，从而无法检查政务情况，追究过失责任，这也为清谈之官解除了后顾之忧。晋初刘颂在给垒帝的上疏中说：“秦汉以来，九列执事，承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重，事所不须，然今未能省并。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承相之为……岁终，台阁课功校簿而已。于今亲尝者动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他认为尚书和九卿之间，如果不能省并九卿，就应该明确其职责，否则九卿必然渎其职而又无法加其罪。由于尚书专断，而九卿和尚书机构又重叠，以致九卿的职责很含糊。类似这种情况，上上下下是很多的。这样，没事干和不干事，就有时间清谈，无一定职责，不怕追究责任，就可以放心清谈。
其二、选拔官吏重门第，重资格，不重德才，是清谈之风在官场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
先看重门第。自魏文帝以来，到两晋南北朝，一直实行九品官人法，规定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由中正官把各地方的人物按门地大小分为九等，然后由吏部尚书统一选用。
这种选官制度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因此所选的官大都是士家大族出身的人。比如，南梁有个杨公则，他出任湘州，所用之人“皆州郡著姓”。令人颇为惊愕的是，梁武帝却非常欣赏此种方式：“班下诸州以为法”，要求各地都要照着去做。
这样，由于以门第取人，而不以德才取人，因此所选之官，多是用非其人，或是才非所用。正如晋人刘毅所指出的那样：“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就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畏，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
这就是说，尚门地而轻人才，抑功实而隆虚名，是九品官人法的最大弊害。根据这一选法，只要是世家出身，不论如何无德无能，也照样有大官做。而非世族人家，即便如何才华横溢，也无法获得重用。其结果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举资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而那些膏腴子弟，骄奢淫逸，不学无术，唯凭靖谈以成虚名，《颜氏家训·勉学》就形象地刻画了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物：“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