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之风，始于魏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是清谈的祖师和倡导者。
他们的虚无主义世界观，代表了当时上层士族们空玄的精神状态，适应了这些门阀贵族穷奢极欲的享乐要求，加上正始名士地位高、名声大，如“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遂使清谈之风在上层集团中迅速蔓延开来。
这一“正始玄风”，辗转到两晋时期，更变本加厉。
西晋后半期，王衍进一步把“祖述老庄”的清谈之学大加提倡，并愈加“玄虚”化。他终日清谈，“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于是，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清谈也成为一大风俗。
据相关史料记载，两晋之时，好清谈者，有文人学者，也有王公贵戚，有文武官员，也有风流皇帝，甚至连望族妇女也卷了进去，可见其风之烈。
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之风仍然很厉害，以至连当时比较有为的统治者宋武帝都不能摆脱其俗。《南史·郑鲜之传》说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
可知宋武帝对于清谈还是很愿意凑热闹、赶时髦的。
魏晋时代，武将尚清谈的还不多见，到了南北朝也有了，“家世为将”的沈演之就是其中的一个，《宋书·沈演之传》说他：“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
魏晋南北朝的这种清谈之风，危害极大，在它的影响之下，士族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只图享乐、不负责任的坏风气：“立言籍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
如此风气，使得当时“朝经废于上，职事隳（毁坏之意）于下”，伤风败俗，误国误政，莫此为甚。01 立言玄妙不务实
作为思想家，清谈家可能是最差的思想家。他们忽视现实，两眼朝天，从冥冥的空想中去寻求慰藉，因此，凡著书立说，无不主张以无为本，以玄为妙，离开现实越远越好，在思想领域造成了一种尚玄虚不务实的风气。
于此，他们讲哲理是大谈虚无、玄而又玄，写文章是无病呻吟、言之无物，清谈那些“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玄冥”、“独化”的空道理。
他们以主张无为主义的《老子》、宣扬神秘主义的《周易》和不造是非的《庄子》，作为其立论的根据，并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发挥，建立起以无为本的魏晋玄学思想体系。
这种思想体系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致造成“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事，莫不贵无”的局面，形成了一股长达几百年的“玄风”热。02 处官雅远不事事
魏晋南北朝时，清谈之风几乎蔓延到整个官场，大部分上层官吏都“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梁书》载有姚察的一段论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承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指东晋)，此道弥扇。”
尚书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员，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或主管中央政权某一部门的高级官吏。这些人身负如此重任，然而却都是些“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的尸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晋之时是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官不理政，一切事务都由秘书来办，岂有不出乱子的道理？《陈书·后主纪》论也指出：“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薄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
这是说，从魏的正始年间起，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朝廷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止，三百多年里，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连所谓治世能臣、都不关心庶务，把他们应管的事都推给下边的人去办，更不消说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