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士族做官的越多，清谈家就必然越多，官场中的清谈之风也就必然愈烈，而那些出身低微，富有才华的干练之士也就越没有地位。正如左思在《咏史诗》中所说的那样：“世胃涉高位，英俊沉下流”
“英俊”上不去，无法改变官吏的成份，清谈之风当然也就煞不住。
再看重资格。对于世家和非世家、大世家和小世家按门第；对于世家而外和同为世家而又大小相仿佛者则按资格。
以北魏为例，《魏书·崔亮传》说：“亮迁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辟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日不得。庸材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
如东晋朝廷为防止桓温篡权，专门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与桓温作对，殷浩确实没少拆桓温的台，但授予这样的人以重权，当然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而只能使清谈之风愈加蔓延滋长。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南北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风气异常败坏，上上下下均“薄综世之务，残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并以“口谈虚浮，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为荣，而鄙视那些明于政务，勤于职事的实干之士，“望白署空，是称清贵，烙勤匪懈，终滞鄙俗。”
像前面反复提到的何晏、夏侯玄、王弼、王衍之流，都是当时众所仰慕的人物。而被有识者称为得如两三人“天下便治矣”的南朝王准之；“台阁之务，颇欲综经”的东晋卞壶，“勤于簿领，诘朝理事”的南朝梁之宰相何敬容等人，则不但不为时流所重，反而还要常常遭到讥讽。
如阮孚就曾挖苦过卞壶：“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
何敬容也曾被“颇有轻薄才”的萧巡“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在这种气候下，清谈之风自然是“风流相尚，其流遂远”了。
一般官场世风的影响是如此，许多酷爱清谈的皇帝所造成的影响就更大了。如晋明帝“善玄言，尝论圣人真假之意，王导等不能屈”；晋简文帝“清虚寡欲，尤善玄言”；魏高祖“善谈老庄，尤精释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清谈之风遂成“若决积水于万切之高堤，而放烈火于云梦之枯草”之势，纵使这时有一些持正之士出来抵制，也是无能为力的。
面对这种清谈之风，一些有志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从各个方面进行过批判，提出过改革建议，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像裴頠就曾写下了战斗的《崇有论》，对虚无主义的玄学作了有力的驳斥；荀勖、苏绰就曾针对官多的现象上书皇帝，力言省官；范宁不但作《罪王何论》痛陈王弼、何晏清谈之罪，而且还针对官吏选法之弊，提出了“考其乡党，验其业尚，试其能不”的严明考课的建议。
然而魏晋南北朝的上层士族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崇有论》如石投深潭，省官议也只是说说而已，考课制度更可悲，竟变成了新的作弊渠道，致使清谈误国的现象无可挽救地继续了三百多年。
崔亮的这种“格制”，是以资格用人的典型。继崔亮以后的吏部尚书甄深、元修义、王徽等，也认为这种方法方便容易而相沿实行。
以资格用人，原本是当时士族阶层调节其内部矛盾，防止在选拔官吏中走私和奔竞的一种办法，然而，这种办法，不但对于走私和奔竞来说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办法，而且又带来了另一严重弊病：贤愚不分，径渭无别。这就与清谈之风有联系了。
西晋重臣刘寔在《崇让论》中批评说：“能不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索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定，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有势者之所念也。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观在官之人，政绩无闻，自非势家之子，率多因资次而进也。”
按照他的说法，这种论资排辈的方法，必然造成用人不当，使不称职的人照样升官、做官，从而容易给那些只知清谈，不知治政者打开官场的大门。而且，不实行论功行赏，唯才是举，即使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也不肯卖力气干实事，而宁愿图自在讲清谈了。
